在新天鹅堡的山脚下有一家餐厅，布置得很有田园风情；高大的遮阳伞下放着几张藤条编的椅子，和一张厚重的木桌，如此的陈设有好几组。

坐下时，餐馆里已有了零星的客人，不大的院子被装点的颇有诗意，只是感觉少了些什么，是啊！服务员呢？院子未端的小屋里倒是坐着几个身着德国乡村服饰的姑娘，正聊着天，看着她们谈笑风生的样子，我真不忍心打扰。只好放眼别处，终于，在另一张桌子前，我找到了正对另一桌客人满脸陪笑着的他——

他的个子高的出奇，深色的头发剪了一个板寸，看着极不协调。他脸上的笑显得极不自然，那咖啡色的眼睛早已透露了他心中的一万个不情愿。单从外貌几乎可能确定他是个斯拉夫人。

看到我们，他爱理不理地走了过来，扔下菜单就走了。妈妈刚要发作，我便制止了她：“这服务生可能很忙。”再看看，他原来是来到了角落那间供服务生休息的小屋想要倒杯水喝。里面的几个德国姑娘好像正好没了什么话题，见他进来便一齐数落起他来。

透过小层的玻璃墙，不难发现他的眼中充满了无奈的怒焰，倒好的半杯水被他一饮而尽，然后他抚平刚刚被他攥得变了形的帽子，戴上，走了出来，为我们上了菜。

吃饭时，我和妈妈没说什么，我却一直在想这位服务生，心中百感交集。快吃完了，他慢慢走来，像一座高塔竖在我们面前，面无表情地递上我们的帐单，“一共63欧元，请你们先结账。”他用冷冰冰的语调说道。听完我的翻译，妈妈不免又是一顿牢骚，而我则笑着递上了70欧元，说：“不用找了。”

他一惊，晕暗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异，但嘴上却只是淡淡地吭了一声，说了句：“不错。”饭后妈妈问：“找的7欧元呢？”答曰：“当小费了。”妈妈不太高兴，“这算在你头上。”我也没表示反对，陷入了沉思。

作为一个外族人，他可能受尽了客人的白眼，甚至会受到自己同事的嘲弄和欺负，而他只得忍气吞声，只有见到不习惯给小费的中国人，他才有理由吐露自己的高傲，使怨气得到少许的发泄……而我却又偏偏给了他那么多小费……他会不会更不好受……

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在美国的一家餐馆里，一个受尽美国人白眼的中国服务生，会从一个印度孩子手中，高傲地接过7美元小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