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不免有一个理想，这理想也便成为这个人人生最高之目的。哲学家们都承认，人生最高目的是幸福。生活过程也便成了实现幸福的过程。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对此见解众说纷纭。古往今来，无数人执着地追求着各自心目中的幸福。“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中国封建学子们的幸福，带上项链走入上流社会是玛蒂尔德的幸福，拥有如山的金币是葛朗台的幸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杜甫认为的幸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自由自在的幸福是李白的人生写照。司马迁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诠释着自己对幸福的理解，而登上岳阳楼的范仲淹面对滚滚的江水，吟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此为幸福……对于幸福的诠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甚至于不同的人有着迥然不同的体会。从这些不同的体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人生。

关于人生，冯友兰先生哲学地划定为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人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要得到实在的幸福，不能不对自然的基本问题——本体与规律进行认真思考。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人是社会的分子，要得到深刻的幸福，不能不对社会的基本问题——稳定与发展进行认真思考。思考人生也好，思考社会也好，思考自然也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成就深刻的人生幸福。幸福是人生观、社会观、自然观的起点与终点。由此，对幸福的诠释不得逃避另一个命题——关于人的使命的命题。如果一个人在生活过程中不去追问人的使命，就好像无舵之舟，任凭随意漂流，与世浮沉，也不能算是真正做人。从成克杰到陈良宇，其悲惨结局均源于这种忽略了对人的使命的认识。人的使命或天职，也可以理解为人生理想。使命是客观赋予的，是国家给予的，是时代赋予的。离开了使命，幸福便毫无立足之地。由此看来，人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和幸福一样，即人生的目的。

历史的巧合让儒家佛家在对于人生的认识问题上驶入了同一轨道，一方面认为宇宙是不完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做事便会感受到一种幸福，即使不成功也罢。一方面又认为人不能单独存在，于是孔子与佛家都主张“无我”，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私心消除，将无谓的计较消除，如此这样才可以做到“仁者无忧”的境界，人人都认识到这一点，离和谐的目标也就不远了。从儒家与佛家关于人生问题一致的认识上，我们不难领悟到游离于社会的幸福是难以找到其生存空间的，即使那种游离于社会的幸福在某些人眼中属于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幸福，其结果一定是短暂的，最终所付出的代价是为社会所抛弃。历史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人类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罗佐夫说过这样一段话，“人在履行职责中得到幸福。就象一个人驮着东西，可心头很舒畅。人要是没有它，不尽什么职责，就等于驾驶空车一样，也就是说，白白浪费。”幸福首先必须是一种享受，享受者或肉体，或心灵。肉体的享受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心灵的享受才是人类最高尚的享受。学问、艺术、道德几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也就达到最幸福的境界。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幸福与否，其关键在于这个人生活得是否有价值，就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与成就大小。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他事事处处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假日里，他主动到车站为旅客服务；他把自己省吃俭用节下的津贴费，支援灾区人民和有困难的战友。他看病路过建设工地，就主动参加工地劳动。他走到哪里，好事就做到哪里。他认为，这样生活才有意义，才是真正的幸福。在雷锋身上，真善美三种价值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的幸福也就体现在给予他人幸福上了。

“ 通往幸福的最错误的途径，莫过于名利、宴乐和奢乐生活。”（[德]

叔本华）这种途径只顾于衣食饱暖，这类人“因顾到肉遂忘记灵，相习成风，心灵生活便被视为怪诞无稽的事”（朱光潜），这与行尸走肉就没什么区别了。人生的目标是丰富的、满溢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应该是为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兴衰，人类的繁荣都是依据一个法则而行的，这个法则是“互助”，是“团结”。人类靠这个法则建立了今天的文明。因此，“人生只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幸福——就是为别人而生活。”（[俄]列夫·托尔斯泰）真正的幸福决不是追求个人的享乐。“人找到生活的意义才是幸福。”（[俄]邦达列夫）它是与人类劳动，创造，奉献，甚至牺牲联系在一起的。

让我们正确对待幸福，对待人生，勇敢地去追求人生，勇敢地去创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