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天盖地的鼠疫袭裹阿赫兰小城，一场灾难将生命连同人格一齐推至悬崖边缘，各色人，百态心，摊出自己的抉择—— 　　如医生里厄，理性至麻木，埋头医治疾患；如记者朗贝尔，绞尽脑汁，逃出围城团聚所爱；如小公务员格朗，无视鼠疫，看似滑稽地沉醉于渺小出书梦想；抑或如漂泊塔鲁，恋求圣人之道，盼保内心安稳—— 　　我可以看透所有人物的灵魂，除了塔鲁。他的生仿佛注定是一个悖论：他悟这凡尘最明，却活得最迷惑；他渴求人格圆满，却又处处撕裂——他反对高调的英雄主义，认定为消除社会不公而“不择手段”的社会改造是“善的恶”、“合法的谋杀”，故而在现实中盼成个“圣人”，试图做“无辜的凶手”，还已灵台清明。加缪玩笑般地在鼠疫收场时让他染上鼠疫，赐他一世长眠，或许才真正如其所愿，还其永久安宁。　 　　塔鲁之死，是加缪对个人英雄主义的主观否决。虚幻的圣人情结，难戒的精神洁癖、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终以死祭奠。 　　我以为，认真对待生命的人定会省察生命，但省察生命不等于穷尽生命。既然精神必须依附着形骸，否则将灰飞烟灭；既然我们必须向尘世汲取资源，否则将从云霄落入深渊，那为什么还要用痛苦的泪水去洗刷必须沾染的凡世尘烟？为什么要用熬干生命得到的鲜血去浇灌永恒的死茫空间？为什么如此执着，宁让此岸的无比真实与彼岸的虚幻梦境将自己撕裂！ 　　里厄说：“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恰似现实中加缪在《杰拉米的风》中自白：“我关心的是活着的人的命运，而不是静观永世长存的天空。”　 　　所以，加缪将小公务员格朗树立为故事中居下无双的英雄不足为奇。“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2+2=4，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在追求幸福面前的次要地位。”格朗心不大，却刚好能盛下一个单纯而古老的生活希望。不同于金庸笔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抑或是漫威大片中的蜘蛛侠，他不是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每一个生活的鼠疫中生生不息的人类化身，乐此不疲地打磨那唯一一句“在林中小径跨一匹栗色壮马的女骑士”，专注到永恒。 　　加缪让他在患上鼠疫后生还，也许正是对人类反抗荒诞现实的肯定。 　　荒谬，是命运的嘴角最诡异的笑。有两个人，敢于去揭发它，撕破它——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显然，后者更加勇敢，并且亲力亲为，犹如为成群的食客们抢先品尝菜肴——试毒。加缪的思想是否可以被称为“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真正的普世价值，这一点至少要比标榜“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晚年萨特高明。所谓荒谬，最直浅的诠释即是现实与理想的落差性，而征服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瞬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精神的力量”，于是“坚定地尽其所能地生活，而不试图超越人本身”。但在面对生活的荒谬时，死亡是太多人逃不了的宿劫——生理上的自杀或是哲学上的自杀。前者是肉体的招供；后者是自我理性的自残，以虚幻的天国作为荒谬的乐园。此二种之外，方乃加缪所尚——我的自由，我的激情直至我的反抗。发现荒谬只是出发点，反抗才是行动，其随笔《反抗者》充分呈现了“我反抗故我在”的命题。就像里厄抵御鼠疫，西西弗斯永推巨石、俄狄浦斯王破察命途，加缪心中的征服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延续，有的只是现在，只是荒诞的清醒和有限度的理性，穷尽现在的行动赢得更富生命的激情。命运的大树虽难以撼动，但作为蚍蜉的我们却可由反抗而获得精神层面的高大，人与天命做正面冲突之时，人类的尊严亦由此彰显。这不同于堂吉诃德手持长矛直冲风车的鲁莽滑稽，又不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消极悲观，更非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是近于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近于西西弗斯永推巨石的生生不息，近于加缪“隆冬里身上那不可战胜的夏天”。近乎绝望荒诞的宿命论背后，闪耀的是人类不屈精神的光芒。 　　我不希望把加缪当作存在主义者阅读。加缪就是一个由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塑造的人道主义者，会犯错，会犹疑，但对于守护生命，守护道德，守护正义，守护人类真正普世而非被现实政治裹挟的精神价值，无论处于多么荒诞或矛盾的困境，加缪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道德生活的范本。 　　这本书所有的思考，包括加缪的思考，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应过时，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