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何伟，寻路中国的作者，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每次我看一本书，总要关注一下作者的背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他写出的东西与中国作家的角度绝对不一样，这种视角对中国人来说是很新鲜的，正因为他不是中国人，与我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他能更客观的写下他的所见所闻，当然这与他记者的身份也分不开关系。当中西方不同文化相撞，带给中国读者更新鲜的阅读感受，对中国的21世纪初的情况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和看法。

出生于20世纪末的我们这一代，对21世纪初只有微薄、模糊的记忆，多亏这本书，让我看到了21世纪初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情况和一部分不同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民风民俗。寻路中国，要出去“寻”，首先要有车，于是作者去了租车行，租了一辆车子然后踏上了旅途。在途中他看到了种种现状——可能在之前中国学者并没有看到的地方，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了中国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同时我们可能并没意识到中国是有优点可以发扬光大的，何伟曾在书中写到“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对于这种现象，何伟一针见血的指出“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在何伟看到的这个年代，中国处在经济腾飞的阶段，中国引进外国的经验，对于外国文化的冲击，国人的内心是复杂的，因此对待外来的会说中文的外国人，国人既自卑又自傲，这是一种并不正确的态度，但它却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也可以看到持续到现在的文化。前者如风水先生，在现代并不是很普遍，而后者，如丧葬文化，如烟酒文化，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十几年前，人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吸烟的后果却很少有人戒掉它——或许是因为尼古丁带来的诱惑或是把香烟当做身份地位的带表进行攀比而获得的快乐，而国家也把香烟业当作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直到现在香烟业还是很发达。而中国的酒文化更是由来已久，无论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还是体现主人家的热情好客，劝酒在中国人的饭桌上更是随处可见，文中的何伟在途中就遇到了很多官员的劝酒，尽管他解释自己还要开车，可这在中国人的眼里似乎并不能成为推脱的理由。直到现在，这种劝酒也不少见，而酒后驾车也酿成了不少悲剧，尤其在过年期间，我曾在过年时看到出了车祸的人的家人哭的肝肠寸断，但悲剧已经发生了，我们除了惋惜只能吸取教训。

这种酒文化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人对法律的漠视，酒后不能驾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的驾车教育并不完善。在21世纪初，这种教育甚至陷入形式主义之中，如文中有一道考题有人问路时驾驶员应该怎么做，选项有：告诉他、不告诉他、指一条错误的路，这更像是素质测试题，但这种题却没什么教育意义，中国人在开车时依然依照他们的心意，因此也让道路上也乱糟糟的，这可能与道路设施不完善有关系，但一定程度上与怎样驾车的教育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作者何伟通过在取得驾驶证的期间的所见所闻，发现尽管他提出建议，教练却毫不理睬，尽管何伟说的是对的。而且在学员学车的过程中，中国教很多有技巧、困难的驾驶方法，因为这被认为是实用的。这也体现出中西方教育的不同，中国习惯于顺服各种“教练”，很少会自己思考，比如在课堂上老师是最大的，学生往往会听从老师的话，因此中国的教室越来越沉默，当老师说找人发表看法的时候，只有一片沉默，中国教育缺少了某种活力。但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有可取之处，比如人们表现出的关切出自真心实意，老师普遍具有奉献精神，无论是什么背景。

何伟在文中提到他在一个乡村感受的信任、热情，让他很感动，同时也有一种忧虑，这种忧虑在现在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并越演越烈，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并在逐渐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涌向城市，乡下人特有的信任也在逐渐减少。

尽管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有几千年的智慧，只要能合理应用，在国人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