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死了，在一个燥热的夏天，埋在园西里，他生前每天劳作的地方。那里的每一片绿叶，都有他苍老的汗水味道，这是一个咸腥的夏天。那天上坟，我站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也从不敢大声哭叫，只有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混杂着此起彼伏的哭声，我妈对我说，姥爷以后都在这里看着你，不管你过得好不好，都要报个信。往事种种一哄而上，这是我第一次对“守望”有了一种朦胧而强烈的似曾相识感。

　　与此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是村里要建地铁这事定下来了、要建地铁就要拆迁，要拆迁就要赔款，不仅有钱，还能离开平房，住进集体供暖的楼房。于是，市西郊这个小村庄爆发出了史无前例的狂热。你见了我我见了你，脸上都是无需隐忍的得意，就像亿万富翁开着凯迪拉克与生意伙伴相遇了，彼此互相鸣笛致意i，在这片尘土飞扬的黄泥地上。一夜之间，所有的疑虑，不安，患得患失全部变成了狂喜。那晚，土炕上翻动着大半个村的难眠的肉体，还有我只出气不进气的只剩一副骨架的姥爷。随着他们终于进入梦乡，我的姥爷，也陷入了无尽的冰冷的沉睡。

　　这事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或者说，只听到一点风声的时候，那股躁动的气息就像春天的茅厕——十分蠢蠢欲动。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在市里当官的表舅。他把二舅叫出来吃了顿饭，不负责任的透露了这个消息，吃完就走了，没有尽到买单的责任，留下了我同样蠢蠢欲动的二舅一个人辗转反侧。

　　二舅有一间历史久远但生意日衰的钢铁厂，养活着村里不多不少一半的人，其中不多不少一半的人能攀上亲戚，每天算着糊涂账，不知是赚是赔，反正老本没啃完，就接着抗，抗到抗不下去的那天，他这个农民企业家才算正式变回农民。

　　听到消息的第二天，二舅舅让人偷偷把地量了，厂子不多不少，一千坪露个头。二舅回家掏出老花镜和计算器，“一指禅”费力地敲打。

　　“三二七，加，二一四，加，二六三，加，二二一，等于，一千零二十四，乘以，五，等于，伍仟伍佰贰拾万玖万六千，归零。”

　　二舅和二舅妈在客厅里对坐相望，无言。这时我的姥爷已患了晚期肺癌，只匆匆去检查，既不放疗也不化疗，得了结果就回家了，日子开始了充满了猜瞒的倒计时，不知终点，就像三年前我大舅走的时候一样。

　　不久之后，村里卖烤串的东风来找二舅，顺便在家里蹭了顿饭，两个人开了瓶青岛，给自己定定神。

　　东风说：“二哥，老爷子最近好点了吗？“

　　二舅说：“咳，好点儿了，甭操心，比前段时间强多了。”

　　东风说：“那就行，那就行，吃东西还好吧？”

　　二舅说：“行，行，吃东西行，喝水也行，没事儿。”

　　东风说：“好啊好啊，比原来强就行。”

　　说完两人不约而同的吸了一口烟，举起酒杯碰了一下，仰头喝了一半。

　　东风说：“我听说，咱这儿是要占着要拆迁是咋的？”

　　二舅说：“咳！咱也是刚刚听小强（我表舅）说这事儿。”

　　东风说：“我就来问问你，你那个厂子，要真占着了，该有不少把？起码得，这个数。”说着比了个三。

　　二舅说：“咳，哪有那么多，咱不知道。”

　　东风说：“二哥，俺看俺房子西边那块地，老长时间了都没人要，能不能想个办法帮俺拿下来？”说完敬了一杯。

　　二舅说：“东风啊，咱这个村支书，也不是当来干这个事儿的。你说说，大队里的地，我要是给了你，那真用着怎么办”

　　东风说：“行吧二哥，咱也不是不懂规矩的人，你难办，这事儿就不做了，不能让您难做啊，是吧二哥？我敬你。”

　　两个杯子撞在了一起。

　　姥爷坐在椅子上泡脚，跟姥姥说，“要占着了，咱这屋还有吧？”

　　姥姥也在泡脚，回答他：“当然不在啦！都扒了！”

　　姥爷又问：“那园西还在吧？”

　　姥姥又回答：“当然不在啦！也扒了！”

　　自从她十一岁做了童养媳，到八十一岁，对姥爷的态度从不因生老病而改变，一直如此暴躁而哀怒，就像母亲骂自己的傻儿子。

　　姥爷叹了一口气，面朝里躺下了。

　　在姥爷还能下床走路的时候，他还每天到园西里干活，蹬着绿漆三轮，戴着草帽，载着我。我极爱那绿色浓荫的世界，跟在姥爷背后，看着他多半已白的头发，佝偻黝黑的背，变黄的白色工字背心，红色的小小的肉瘤……一大片绿色中，一老一小破开枝桠走着。

　　姥爷会坐在枯井旁，打开他的西盒子（收音机），里面咿咿呀呀传出评书，有时杨家将，有时岳飞传，摇着蒲扇看着公路的方向。等他看见公路上黑色奥迪驶过时，就收拾收拾回家吃饭，因为二舅回来了。

　　吃过了中午饭，姥爷就眯到了下午，起来去当天里风凉了。一般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它被村里几乎所有人屁股坐过，磨得像大理石一样锃亮，下午还散发着太阳暴晒的余温。姥爷坐在绿色的梧桐下，打着蒲扇，端杯酽茶，望着路口的方向，从天亮着，看到天黑。等奥迪回来，就起身，用蒲扇拍拍裤子，一个人回去。奇怪的是，他拄着拐的迟缓的脚步，从未被二舅追上。

　　拆迁的事越传越开，过世的大舅的大女儿和小儿子开始分地，这边二舅的女儿女婿也坐不住了，女婿本来要离婚，一听说要拆，居也不分了，婚也不离了，不尴不尬地住在一起，平时倒还好，但睡觉这件事就比较难办了没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是分床睡，还是一起睡。所以越发好奇有兴趣。这是我的姥爷已经病的下不来床了，村里女人们便霸占了那块石头，开始在二舅家门口讨论二舅的女儿女婿是不是分床睡。当奥迪远远的开过来，此话题便如川剧变脸般倏忽不见。但他们也根本无所畏惧，因为这是一件就算听见了也无可奈何的事。姥爷每天就这么躺在床上，望着拐杖，望着门的方向。

　　拆迁的事发酵得厉害，我的姥爷已瘦的只有,一边叫疼，一边看门外。这时，姥姥就会开口骂他：”然后姥爷就不叫唤了，但还睁着眼。

　　幸运的是，我的两个侄子，我姥爷的两个重孙子还可以给他一些我这个青春期少女无法开口的关怀。不幸的是，我这两个侄子都非常一般，大侄子嚣张狂妄，小侄子逆来顺受，所以局势常常呈现“一边倒”的状况，每当我制止这种暴行，下场都不是太好。

　　在此关头，非常不巧的是，我的姑姥爷，我姥爷的妹夫，曾经富甲一方的老一代，在经历了两次中风之后，终于不服气地走了。这让原本不服气的老爷一下子服了气，但还是固执的想出去看看。于是用轮椅推了他出去。现在村里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有过道无论大小都铺上了水泥，所有的红砖墙水泥墙全部被刷成了刺眼的鹅黄，这幅景象简直把姥爷吓了回来，自己不在的时候发生了巨变，一日比一日寡言，只有每天晚上大哥大嫂来的时候对他们说几句话。大哥接手了姥爷的园西，将要成为这块土地最后一个主人。就这样每天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直到姥爷去世那天。

　　他开始叫疼，说有蜂子蜇了他的手，那不是什么蜂子，那是癌细胞已经入侵了骨髓。他又叫热，说有开水烫了他的大腿，那不是开水，那是癌细胞让他神志不清。然而，他在后半生里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守望。但他所守望的，他的儿子，我的二舅，一直是缺席的。就连现在，他还坐在门外木沙发上，电视开着，光怪陆离一出闹剧。

　　终于，最后的最后，在经历了世间所有的痛苦之后，姥爷走了，也仅仅是眼睛合上了，跳动的胸腔不再起伏了，那一秒一切如此安静，数十双眼睛望着他，而后不知是谁最先开始，爆发数令人躁动的哭声。

　　在那个炎热的夏日夜晚，在无数人一夜暴富的辗转反侧中，在没有星星的天幕的笼罩下，园西里只有夏虫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