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开场给我们一个很善良正义的形象，但是随着小说的进展，我们看到了他阻碍革命的一面。他自己不支持革命，进而想让林道静也顺从他去过平静的生活。我们总是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就应沉默。但是余永泽却不是这样，他死读书，读死书，只为自己毕业后将去哪工作着急，于是便央求罗大方让罗大方的父亲引荐自己给胡适，好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再之后，我们又看到大部分的同学都南下请愿，抗击军警的暴力，而他却在图书馆研究着古文。对于余永泽我们的批评家从来都是毫不客气，认为这样的人虽于革命无大的危害，但中国人如果都像他那样，那亡国只是迟早的事。

《青春之歌》是杨沫50年代的经典作品，小说的格调就是革命，抗击侵略，抵制暴政。书中给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形象，像林道静，卢嘉川，许宁，罗大方，还有许许多多平凡的革命者，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民族的生存，将自己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不惧怕把牢底坐穿，坚强地应对强悍的敌人。同时小说中也有许多反派的人物，像那个胡局长，还有那些特务，当然还有那个党的叛徒戴渝。除去这两种人，就是那些既不支持革命，也不对反动者低头的人。这类人也许经过革命的宣传会加入革命的阵营，也许至死也就是平凡的在世上生活着。我们此刻所说的余永泽就是这第三类人。

余永泽出生在地主家庭，这并不能够说明什么，毕竟有那么多的地主家庭的青年最后成为了革命的先驱。余永泽生性懦弱这却至关重要，他顺从父母的安排，娶了一个有缺陷的女生做妻子，可没过多长时刻就死了。他看到林道静在小村无依无靠，就主动去帮忙她，进而两人产生了感情，结为夫妻。但是生性懦弱的他，不敢参加革命，认为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需要自己关心。他也害怕自己的妻子因参加革命而遭遇什么不测，因此坚决反对。余永泽的懦弱使他不敢向反动的统治者说不，不敢加入革命的队伍，而只能顺着传统的和平的路那样走着。他是中文系的学生，从他待人接物，和林道静讨论文学，我们就应知道他也是有很强潜质的人，但是他将他的未来定在了只为个人而生活的那一个狭小的信念中，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自己而工作。我们是否需要激烈的批评呢，我想大可不必，正因有人说，性格决定人生，余永泽生活在一个没有斗志的地主家庭，构成了他懦弱的性格，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革命年代，他的性格决定他只能沉默。

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余永泽背叛林道静，这一点我们就应看到，他没有告密，没有出卖道静的朋友，他只是冷眼旁观着一切，但是一个原则却是不倒向反动派。余永泽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对付黑暗的统治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想苟活于世，只能碌碌无为。在那个时代，其实像他这样没有革命的人其实是许多的，看过《围城》的人都知道那上方发生的事也差不多就是抗日的时候，但是我们却并没有批评方鸿渐他们不革命，正因那只是一本描述普通生活的书。我们的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人的性格决定着他的行为，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是革命者，毕竟人各有志，也许是他的思想有局限性，也许是他生活的环境不允许他如此。我们所要批评的人是那些反动派，那些背叛革命的人，他们阻碍社会的发展，残害我们的革命志士，是非正义之流。

对于余永泽我们还能看到他受封建思想毒害至深，封建宗法观念根深蒂固。从他听从父母的安排娶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女生，到他对待农民的冷酷，再到他对待林道静是否就应出去工作的问题，我们能够看出。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在资产阶级利益的集团，当然对中小地主也不会太差，作为地主家庭出生的余永泽不反抗这个不公平世界也就有了另外的理由，他并没有受到生计上的威胁，他不需要透过革命的手段去获得生存的权利。因此我们党之因此团结农民阶级来进行革命就是正因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具有革命性。有人批评《青春之歌》说它描述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小姐林道静，也就是正因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具备革命性，林道静从资产阶级变成工农阶级的党的一员，有点不切实际。

一部《青春之歌》让我们看到了坚强不屈的革命志士，一个余永泽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复杂。任何一个人物都是值得我们去深究，去了解，我们不能正因片面的主观性认识或别人的评论就去妄加批判。李魁是反叛的，但是却杀人不眨眼，严嵩是有名的奸臣，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一个博学好问，勤奋刻苦的青年。人性是复杂的，我们无法猜透一个人的所想，正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已经位高权重，什么都有了，可却还要以权谋私，打压下属。《青春之歌》描述的余永泽永远只能作为教科书的材料，在那里，我们能够将他作为反面材料加以证明革命年代不应沉默，而就应去应对不公平的世界。但在我们真正要去了解认识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们要加一些明白，不好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