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感情诗中,女生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户外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好处。
那么,到底选取什么?是重还是轻?
中国读书界对昆德拉的了解得益于翻译界的工作。就我所知,国内对昆德拉的翻译,比较早的是韩少功,他与他姐姐合作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中译名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于198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十五年来,昆德拉的作品,除了早年用捷克文写的诗歌和剧本,以及2003年三月才推出的法文版小说《无知》,几乎都被说到中国来了,有的还有几个译本。我不知道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引进昆德拉的十三部作品之前,哪些出版社购买过昆德拉的中文简体字版权,但能够肯定地说,绝大多数都没有以合法的手续购买版权。我个性赞同艾晓明在1996年香港《明报周刊》上讲的那段话:“为了避免作品‘橘逾淮而成枳’的宿命,我想,我们是否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有没有可能按照《伯尔尼公约》和既有的著作权法,礼待昆(德拉)先生,然而再思考,有没有可能原原本本地说他的文字?”这两种可能,上海译文出版社此刻都给我们带给了。我想,有了这两种可能,我们便有了进一步明白昆德拉的可能性。
说起昆德拉,有人会说他在他的祖国捷克影响力不大,怎样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是不是有点反常?实际上,昆德拉早在移居法国之前,已经是捷克第四届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只是正因带头说了真话,才被开除出党。据蒋承俊说,在1977年,捷克有七十六名人民艺术家、三百六十名功勋艺术家、七千多名艺术工作者签名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宣言书》,其中曾这样写道:“……我们极端鄙视这么一帮子人,他们狂妄自大,虚荣心重,优越感强,自私自利,无耻之尤,甚至为了几个臭钱,不惜出卖自己祖国的利益,参加了叛徒集团,脱离了人民,离开了人民的生活,背弃了人民真正的利益而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反人道主义的工具,堕落为那些颠覆和制造各国间不和的人的传声筒。”在这样的声讨中,昆德拉的作品在捷克当然不可能流传,不流传也就不可能有影响。我觉得这种状况必须会有改变,历史会说话的。
昆德拉在中国的影响确实不小,但在西方,昆德拉的影响更为持久而广泛。他在美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还有在以色列,都获得过文学大奖。据我们了解,他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20种语言,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了译文,在世界广为流传。实际上,是翻译造就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昆德拉,是翻译赋予了昆德拉的作品以丰富的生命。
昆德拉的作品被广泛翻译,甚至不断重译,说明了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昆德拉作品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独特的个性和多重的解读可能性。就应说,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是昆德拉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国内,有哲学家如复旦大学的俞吾金,从哲学角度对昆德拉的话语世界进行过阐释,认为其作品“铸造新的时代精神”;比较文学家乐黛云认为昆德拉“成功地完成了哲理与故事、梦与现实的结合,或者说创作了一支把哲学、叙事和梦合为一体的复杂交响乐”;文学评论家们则更推崇昆德拉掀起的小说“革命”,对其小说的“新”与“奇”,对其小说技巧的创新进行探讨。能够说,就阐释的多样性而言,近二十年来,从国外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几乎没有哪一个能与昆德拉相比。我想,随着这次昆德拉作品的系统、全面地推出,为我们全面评价和明白昆德拉带给了更多的可能。
昆德拉的作品的生命力,还在于围绕昆德拉本人及其作品,有着种种的不解,甚至误解。实际上,不解甚至误解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所不可避免的。昆德拉深刻地认识到不解甚至误解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在第三部分就有一部小小的“不解之词汇集”。诸如忠实与背叛,灵与肉,存在的轻与重,对所有这些有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他看来就存在着种种不一样的认识和“误解”。而他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深刻的哲理开头,结束于悲怆的诗意氛围中,为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不可避免的误解所产生的深刻原因。既然不解和误解普遍存在,那么就作品而言,在翻译和理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误读。从作品的明白、翻译和理解的历程来看,误读是必然的。个人的误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群众性的强迫性误读。比如,以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标准,对昆德拉的作品进行唯一的评判。在我看来,好的翻译就应是为明白开拓空间。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以往的译本中常有删节和改动,这是为避免误读而实际上又造成误读的原因之一。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系列译介昆德拉,我想其中大部分的删节或改动是有可能还其真面目的。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我们全面明白昆德拉带给了新的可能。再说随着国际文学界对昆德拉的不断解读,也开拓了我们认识昆德拉的视角,为我们翻译带给了很大的帮忙。昆德拉对翻译有自己独特的明白,也有比较明确的原则,我想我们翻译昆德拉,首先就应尊重他,至少对他的思想,对他的风格,对他在文学上的独特追求,就应尽可能在翻译中表现出来。我在重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有三条原则:一是尽可能全面地明白昆德拉;二是力求再现昆德拉作品的风格特征;三是尽可能避免误译,并不随意删改原文。但愿我们的发奋能有益于国人从对昆德拉的不解甚至误解,进一步走近昆德拉,明白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