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发展似乎总在矫枉过正的两极中左冲右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是对前此文学的意识形态工具论和平庸的现实主义的矫正，在消除了传统的一些积弊的同时，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技术至上的危险;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现实主义回潮，成功地将飘浮在半空的小说拉回了人间，给文学接上了地气，但同时又在另外一个极端里把文学埋进了现实的尘埃中难以升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些急功近利的伪现实主义的盛行，越发将小说降格为粗糙的民间故事，作为一门独特艺术的小说正在急剧地丧失其艺术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在悄悄地篡改文学本应面对的命题。这样说应该不是危言耸听，只要你身置当下的文学现场，就会发现，创作整体上的平庸懈怠让人吃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的确有很多毛病，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但它对中国当代文学贡献，至少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充分地敞开了自己，作家集体成为“开眼看世界”的人，无数的思潮、经典和大师一拨一拨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转化成文学的发肤血肉，参与到当代文学的建设和成长中来。在反思八十年代文学的热潮中，很多人批评作家们丧失了自己，生活在国外的大师的阴影里不能自拔，以致“把大师挂在嘴上”成为诟病先锋文学的口头禅。如果哪一位胆敢“言必称卡夫卡、博尔赫斯”，那必定要成为文学的笑话。

这类口头禅被当作反思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成果成功地保留到现在。但有意思的是，开眼看世界的文学时代的遗产，好像除了这类口头禅，存下来的东西少得可怜。你很难想像当初文学激情澎湃、锐意进取的姿态在仅仅十几年之后就消失得如此迅捷，不曾存在过一样。当下的文学，尤其新世纪以来，创作越发平庸和失去追求。在这里有所微辞，并非否定此阶段取得的成绩，而是就文学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而言，作家们似乎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正集体地降低它的品格，失掉了对艺术精进的探索，忽略了创造乃是文学的最大要义，而潦草地停留在简单地描摹现实的层次上。在当下，非文学意义上的“现实”再一次得到浅薄的膨胀，以致沉溺于“现实”、反映“当下”成了作家们投机的借口，以为一“现实”、“当下”就可以走上成就文学的捷径，并以此为荣。除了“现实”和“现实”带来的市场，文学主动丢掉了真正有效的参照和立法标准。这大约是当下平庸的创作现状的源头。

在这个背景下谈论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不免感慨良多。

当年我们谈论卡尔维诺，就像卡尔维诺在书中谈论他的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海明威等一样，如同仰望一尊尊的神。区别在于，我们仰望过了就扔到脑后，卡尔维诺则仰望了一生。仰望不等于取消自己，而是用以汲取、警醒、反思和照亮。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文学的立法者就是经典。此外，这本《为什么读经典》也可以纠正某些人长久的一个偏见：卡尔维诺只是一个玩“虚”的作家，与现实无关。

后者当然是个错觉，评价者大概和当下的作家持有相同的评判标准，以为只有写苦难、写乡土、写农民进城和工人下岗才是现实。卡尔维诺在对这些经典作品的解读中，比如解读司汤达、狄德罗，比如解读帕斯捷尔纳克，有效地澄清了什么才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现实”，那就是一切跟“人”的灵魂、内心困境和怀疑、追问息息相关的东西。所以他在“前言”里说：“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而我们的“现实主义”从来都是将卡夫卡排除在外的，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另外一个“主义”，意味着进去了就出不来，像照相机一样习惯了与生活重合。卡尔维诺还证明，文学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有无数的方向需要作家们去开拓和深入。而经典恰恰是通过历史的积累，呈现出这些可能性：可以有司汤达的“个体道德张力、历史张力、生命冲动合成单独一样东西，即小说的线性张力”;也可以有“清晰、讽刺和严肃”的普希金和“唯实、轻描淡写、渴望幸福与忧郁”的海明威;以及“表现为他愿意的那样”的史蒂文森、“没有超出他所去的地方”的契诃夫、“在深渊中航行而不沉入其中”的康拉德、“我觉得自己是理解他的，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理解”的托尔斯泰。等等。卡尔维诺在不同的维度上证明了他们的差异，进而证明他们作为大师存在的合法性。

在这里论述人所共知的文学的多样性似乎有点浅陋得可笑，但我却以为很有必要，当下的创作已经陷入了千人一面的狭窄景况，某些题材凭借“道德”的优势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它的威慑力、裹挟力以及唾手可得的利益，让越来越多的作家退变为投机分子，长此以往，文学生态的健康不能不让人忧惧。

《为什么读经典》的意义，显然不是为了简单地提供三十五篇读书报告。卡尔维诺在1961年9月27日写给加洛的信中说：“要想将零星、不相干的文章，比如说我的，集结起来的话，那就真得等到作者去世，或是至少年纪很大。”卡尔维诺此语足以证明他对这些文章的重视。因为他希望这些文章能够真实、充分地展现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卡尔维诺是为数不多的有着自己独特而又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家。在这些解读中我们也很容易地看出，卡尔维诺一直在用自己的尺度去丈量经典，他没有跟着大师们跑。他在解读的同时也在印证和阐释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在大师的作品中，卡尔维诺坚定地保持了自己独特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坚定来自他的博大和完整。他有足够的格局可以和那一尊尊神平等对话。

论及海明威和博尔赫斯等人时，卡尔维诺毫不讳言从他们那里获得的营养。“从他(海明威)那里学到的，是一种开放和慷慨的能力，一种对必须做的事情的实际承担(还有技术承担和道德承担)，一种直接的审视，一种对自悔和自怜的拒绝，一种随时撷取生活经验也即撷取个人在剧变中总结的价值态度，或一种姿态。但很快我们就开始看到他的局限、他的缺点……”;“我在博尔赫斯那里认识到文学理念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这个理念，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流格格不入，应该说是背道而驰。换句话说，二十世纪文学主流是在语言中、在所叙述的事件的肌理中、在对潜意识的探索中向我们提供与生存的混乱对等的东西”。卡尔维诺再次证明了经典的意义，它能够不仅能够提供大师们平生所学的精华，同时还能够照亮和激活后学者隐藏在黑暗中的情感、经验和发现。

任何一个作家的经验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单靠一己的经验完成一生的创作，从经验的写作过渡到阅读的写作是必然的。阅读，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正如卡尔维诺对他的经典的阅读一样，纸上的营养要摄取，纸页背后的东西更为重要，它是你区别于他人从而确立自己的关键之一。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取法其上得乎中，取法其中得乎下”的问题了。

打一个恶俗的比喻：写作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师和经典就是灯塔。他们在指引和照亮，提供光明的同时也提供黑暗，他们也是标高和度量，所以过河要时时抬起头来。大师就是大师，经典就是经典，摆在那里了。可为什么跨过了一个世纪之门我们就羞于谈及甚至无视他们了?当下文学的“灯塔”在哪里?我们权衡一部作品的标准是急功近利的所谓“道德”、“现实”，还是它逼近经典的可能性?这竟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要改变目前平庸懈怠的文学现状，我以为首先要在作家们空荡荡的内心树起高于“现实”尘埃的经典的“塔”，让文学复归到它最基本的品质上去;不惮于把大师挂在嘴上，时时检点和测量自己，精神抖擞地回到作家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