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写得很美的散文，有以下特点：

一、联想丰富

本文揭示的是古代文学大家的心路历程，仅靠占有史料和作家本人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大胆的联想和想象。本文作者就是这样。或由辛弃疾的事迹，联想到他的词作;或由他的词作，联想到他所处的的时代、他的事迹和内心世界等等。

例如，在第三段简要述说了辛弃疾南归的遭遇后，就联想到他的《破阵子》《水龙吟》两首词，引述下来并加以评说，把一个热切盼望重返沙场痛杀贼寇，而又壮志难酬的爱国将军的悲愤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接着，又自然联想到一个问题：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不为朝廷喜欢？作者引用了辛弃疾本人的话，并且概述了有关辛弃疾的事迹以及朝廷的心态，揭开了其中的谜底，这就是他太爱国、百姓、朝廷了，只要一有机会就真抓实干，时刻准备冲上前线去，这就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惹来诽谤，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再如，由“弃疾”这个名，联想到他忧国的心病，联想到他表达这种忧思的词作。

总之，作者通过联想和想象，把辛弃疾由爱国志士到爱国词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出来。

二、以评带传

梁衡的人物散文，写的大多是人杰鬼雄，其中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而这些跨越千年、百年的人物却从作者的笔端一一鲜活起来。

梁衡的散文情理并重，以评带传，他写的人物在千年百年中已有定论上又重新给出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是不落窠臼的。人们都承认辛弃疾是个大词人，但能从他的出身到成业的发展史上判定辛弃疾的词及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的，梁衡是第一人。作者还在文中借郭沫若评说陈毅的“将军本色是诗人”来评说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说辛弃疾是“词人”是“武人”是一般人的判断，而说辛弃疾是“政人”恐怕就是梁衡的独见了。

梁衡说“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者还将辛弃疾的为政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为政作了比较，表明了辛弃疾为政的投入与积极。

他能从人性的深层重新来诠释一位人物，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

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捶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

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谈梁衡的一本散文集时说：“我确信，作为一个勤于思想的人，梁衡对历史的反思，肯定比他写出来的以上篇章要更深邃更全面些。而他后来发表的《最后一位带罪的功臣》、《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思想一游到更远的历史中去，一与那些历史时期中的人物敞开心扉地对话，则就变得火花四溅了。

文字也时而激昂;时而惋叹;时而叩问;时而调侃，姿肆张扬起来了……”

一般来说，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件、人物，写其“思想”容易，写出“美感”来难。常见的通病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梁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使“思想和美感”达到了和谐统一。他像一位烹饪大师，非弄出个“色、香、味、形”俱佳才心满意足。他的那些评说文字完全不是抽象的概括和干瘪的教条，而是形象生动又充满美感的。像“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像“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还有“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这些文字多美呀，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

三、善用对比

对比手法是作家们常用艺术手法之一，梁衡也不例外。

他在本文中就多处运用了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

第一处运用对比是在引用了《破阵子》之后，作者先将它与岳飞的《满江红》比较，认为只有《满江红》可以与之媲美，然后又用杜甫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与之对比，认为“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从而突出了辛词的“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

第二处对比是将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从政经历对比，他认为辛弃疾“对待政治”，“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因为“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

第三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豪放与苏东坡的豪放作比较。苏辛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文学史上是将“苏辛”连称的，但梁衡却在同中见出异来，他认为：“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因为“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而“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捶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

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而辛弃疾的诗正是这样的诗。第四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婉约词与柳永、李清照的婉约词作比较，他认为“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精辟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