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多写”是传统语文教学一直来承传不衰的圭臬,也是语文学习的法宝,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据我的研究,各家在“多读多写”的理解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分歧的。而不同的理解也就等于不同的学法,也就等于不同的教法,决不能小而视之。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先讲讲“多读”。
“多读”的“多”,是指所读的作品在数量上要多,还是指阅读相同作品的遍数要多?“多读”的“读”,是指无声默读,还是指有声诵读?不同的理解,就等于不同的学法,也就等于不同的教法。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同学的认识都是模糊不清的,很有澄清的必要。
“多读”当然有博览群书(泛读)一义,但就中小学生而言,精读恐怕比泛读更重要。中国历史上的散文何止数万篇,但私塾里的塾师们却专重那只有220篇的《古文观止》。而巴金后来成为文坛泰斗,自称就是得力于小时候诵读的“这两百多篇‘古文’”。他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见巴金《谈我的散文》)
我们说唐诗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流传至今的约有五万首,但我们真正要学唐诗,恐怕也不宜以九百卷的《全唐诗》作教材,还是选具体而微的《唐诗三百首》为好。郭沫若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大诗人?据他自己说,五六岁时即已把《唐诗三百首》背得烂熟。
俗话说:“《文选》烂,秀才半。”但不说:“书看完,秀才半。”南宋朱熹也说:“读书贪多,最是病。”又说:“若务贪多,则反不曾读得。”(《朱子语类》)据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载,朱熹“门人与私淑之徒,荟萃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显然,这六条读书法都是专就精读而言的。
清人曾国藩在《致诸弟》的家书中曾述及治学之方,他说:“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在这里,曾氏特别强调了一个“专”字。我很好奇,一直想知道曾国藩“精读”的书是什么,但翻遍《曾国藩家书》都未能找到答案。后来,偶然的机会看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演录》,里面的一段话解了我多年的困惑:
正史编年而外,学者欲多识前言往行,则三通尚已。《四库提要》以《通典》、《通考》入政书类,《通志》入别史类。……
清秦蕙田作《五礼通考》,……凡历代典章制度,一一收入。……曾涤笙尝言:三通之外,可益此而为四通……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书为最重要,其言五礼亦备。外此则《通考》亦有用。曾氏家书命其子熟读《通考》序,可见注重《通考》矣。凡人于所得力,往往不肯明言,曾氏实得力于《通考》,四通之说,欺人语也。
据此,我们知道曾氏“精读”的书大概是《通考》。
曾国藩、郭沫若、巴金读的书不同,成的业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把自己认准的书都读透了。读透《通考》成为政治家,读透《唐诗三百首》成为诗人,读透《古文观止》成为文学家。
据此,我一直主张,要把语文学好,在中小学阶段必须读透一两本书。
当然,一味地精读而不事泛读也学不好语文。平时所谓的博学鸿儒、饱学之士不单单是指书读得透,更是指书读得多。我们说许多学有所成者都得力于一两本书,绝不等于说他们只读过一两本书,只是说这些人在这一两本书上用力较多罢了。事实上,我们的古人在强调“精读”的同时非常重视“泛读”。曾国藩的学问得力于《通考》者甚多,但他给自己定的却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规矩,涉猎极广。1876年行世的《曾文正公全集》收录了奏稿、批牍、治兵语录、文集、诗集、杂著、日记、书札、家书等内容,计167卷,所及广博,内容浩瀚,良非专治《通考》一书者所能为。鲁迅先生在论及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曾经介绍了一种“随便翻翻”的读书法,这“随便翻翻”其实就是“泛读”的一种。鲁迅认为什么书都可以看一看,“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帐簿,每天写着‘豆腐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鲁迅的这种广泛涉猎,扩大了他的见闻,丰富了他的思想,锻炼了他的语言。鲁迅文章的思想深刻、角度新颖、语言犀利,是大家公认的,而所有这一切恐怕都与他的“泛读”密切相关。
我认为,“精读”立灵魂,建骨架;“泛读”丰血肉,美服饰。一个当主食吃,一个当零食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一点:一个人,不吃零食也许会营养不全面,不吃主食则一定会饿死。
所以,我坚信,认认真真读透一本书,远胜于囫囵吞枣看完十本书。要提高语文水平,精读比泛读更重要。
以上是我对“多读”的理解,仅仅是一家之谈,供同学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