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创造和研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我们今天重拾传统文化，不只是为了在这些浩繁的成果之上再加一两册薄卷，增加我们文明的重负，而是要让这些沉重的精神黄金成为更好地帮助我们的现实生活，指导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的璀璨财富。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教授杨海明先生专著的《杨海明词学文集》(全8册)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比起豪迈雄浑奔放的唐诗的男性气质，宋词更多地表现出缠绵婉约细腻的女性气质，即使有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的冲击，也不能改变她的这种温柔委婉性格。究其原因，是与唐宋两代的历史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到了五代两宋，这个传统的生命力盛极而衰，表现为内忧外患频现。在内，各种社会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各派社会势力勾心斗角，互相牵制损耗，使社会资源不能有效地统一凝聚整合起来，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对外，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新生力量的强劲挑战，给正在衰败的中原文明生命力沉重的压力。

国破家败的惨祸，使宋词之中充满了哀叹伤感的情绪，“泪”，“梦”，“凄楚”，“哀惋”，“叹息”等字眼在宋词中随处可见，再也看不到唐诗之中那种表现文明的生命力丰盈充沛舒张的盛大热烈活泼气象，暴露的是文明的萎缩，败落，衰病。深究其原因，可以看出，中华文明，自唐而宋，在向前发展，也在走向一个更高的更精致的文明囚笼，表现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越来越繁盛富庶，文明的掌管者和承载者：知识阶层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所谓的高雅精致的文化生活，越来越脱离当初的粗陋质朴清新的普通人民百姓的生活，这种脱离使他们的生活和整个文明越来越带上寄生豢养性质的同时，也使其越来越腐朽没落，失去生命的朝气、活力和积极上升进取的创造力。因此，与唐代开疆拓土、威服四夷的雄健气象相比，宋代在北方新兴游牧民族的重压下表现出来的懦弱委琐、屈辱衰朽，就不是偶然的了。

文学是人学，诗词是人类心志的表现，是文明的结晶，从杨海明先生的词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众多词人颠沛流离，凄苦无奈，落拓不羁的人生，反映的是生命的荒谬和荒诞，痛楚和艰难;看到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反映出文明的吊诡和悲剧。这些都使我们在根本意义上质疑和询问生命与文明，社会和历史的意义：这样痛苦而绝望的生命究竟是不是值得的?这样黑暗腐败的社会究竟有没有尽头?这样迷人而魔幻的文明究竟是给人类更多的幸福还是更大的痛苦?这样神秘的历史究竟走向何方和最终目的?这些疑问当然不会使我们完全否定和放弃生命、历史、社会和文明，而是要在深刻理解它们的悲剧命运，领会它们的痛苦教训之后，发现它们更高的更深的价值和规律，发掘出它们的喜剧意义和光明前途。

宋代是中华文明生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讲求稳定，遵循道德的中华农业文明在盛唐时期发展到极致，就如一个艳丽的少妇在经历了她的芬芳年华之后，没有新生命赓续的情况下，面临容颜衰败的窘境;又如一个鼎盛的家族在尽享他的煊赫声势之后，没有新血脉守振的情况下，走向“君子之家，五世而斩”的宿命，中华文明生命在这时也面对这样的悲剧命运和选择。这种文明的新生命力量不只来自他内部的阵痛嬗变，脱胎换骨，也来自外部的冲击碰撞，交流融合，长期萦绕盘桓在中华文明生命周边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无疑构成了这样一种重要的挑战。中华文明生命自宋以后，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压之下，与她的文明性质是分不开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农业社会的静态文明，充满感性的，艺术的，富于想象，乃至幻想的气质，典型的如儒家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推演出对人类大同社会的梦想;道家的从对宇宙混沌起源的推测到对绝对自由的生命和精神的幻化。这种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明生命不成熟，或者说是早熟(实际上也就不是真正的成熟)的表现，她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脱离了艰苦艰难的现实生活的幼稚梦幻!我们知道，人类的实际生活，直到目前为止，由于自身的能力水平的低下，自然的环境条件的严酷，都是充满艰辛苦难，和无数缺陷遗憾的，但是人类总是怀有伟大崇高神圣的理想梦想，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勇气毅力，去改造这样难耐的自然和文明生命。中华民族也具有这样的气质，但是由于她的封闭的生活环境和农业的生产方式使然，她的这种追求创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她在没有，或者暂时有限地达到了对自然的改造和对自身的创建规范之时，就过早地急于表现出一种稳定求安，不思进取的心态，一种万事大吉，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气质。但是，我们知道，自然的变化规律是客观而严肃的，人类自身生命的追求和进取的奥妙也是深刻和复杂的，我们民族的那种不成熟的，或早熟的艺术化的，浪漫感性气质，在这样的神秘深奥的自然与文明的复杂生命面前，只能显出她的简陋肤浅，只能使她受到更多的伤害和报复教训!从杨海明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宋词人的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遭际大都是非常不幸的，这种不幸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黑暗，文明发展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何尝不是词人人们自身素质的天真幼稚?浪漫的诗人词人们在开始都对社会和人生抱有天真的理想和巨大的抱负，但是在经历了无数变幻莫测的人生挫折和宦海波澜之后，都变得意志消沉，愤世疾俗，或遁世退隐，没落沉沦。这种“艺术气质”，对于平庸的艺术家和诗人也许是一种财富，但是对于伟大的社会政治家和真正的艺术家和诗人却是垃圾!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异常艰难和复杂的，这不是吟风弄月的浅薄感性诗人们能理解和承受的。社会人生的黑暗，不能简单幼稚地归罪于一两个人物道德品质的败坏，脸谱化地找出一两个反面人物来发泄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失败的无能。这种黑暗和失败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每一个人心灵中那个低劣的魔影在作祟，它表现为整个文明和文明中每一个人的素质的发展程度的低下!每一个个体的低下合起来就形成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的低劣，于是整个民族的失败，无能和罪孽就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充分发泄的突破口和借口。应该怎样反思这样的尴尬闹剧和悲剧呢?

应该承认我们伟大的民族和文明是有着可以骄傲自豪的辉煌成就的;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辉煌成就比起人类实现自己的完美自由和幸福的理想是可怜的和微渺的。要向那个理想不懈地努力和进步，就要真诚而痛苦地反思自己民族，文明，乃至每一个人身上的劣根性，发现每一种人生道路的挫折，苦难，失败的原因，探究为什么整个社会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黑暗现象的根源，为什么历史不能光明瑞丽地走在自己平坦宽畅的大道上，一往无前。可以说，我们的民族依然更多的是一个艺术感性的民族。感性的艺术是人类初级阶段的梦幻，是人类高级阶段的归宿，但却不是人类现实阶段的良药。现实的人类和民族需要的是理性的实践和科学的探究，这，正是我们的民族和文明所缺乏的。从杨海明先生的研究，乃至其他类似研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古典文化研究，比如文学研究，还停留在思古幽叹的层次上。这依然是一种低层次的感性宣泄。高水平的科学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理性的分析判断总结，从中发现发掘出人类历史，人类文明文化的规律性事物，以指导我们的现实，开启我们的未来。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学者在精研自己的专业的基础上，开阔自己的视野，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从人文科学到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要广泛涉猎，以取长补短，交叉交融，在传统的已经走到尽头的学科园地上，生成边缘性的，新兴的更多的生气勃勃的学科和学术知识领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集”还只是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要使这个园地繁花似锦，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辛勤的培植，浇灌和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