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偶像，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偶像，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还会有不同的偶像。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偶像大约就是小兵张嘎、《鸡毛信》里的海娃，《红孩子》里的儿童团员，崇拜的人物还有李向阳、史更新、肖飞、马英或者杨子荣、许云峰、成岗、江姐、铁道游击队，等等。他们的英雄传奇在我的童年时代曾是一道绚丽的风景，也是我们乐于模仿，甚至梦中仍然念念不忘的内容。

如果说这些偶像只是投射了一个孩子的英雄情结的话，那么另有一些英雄模范人物，像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王铁人、王国福等，则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并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道德理想的标杆。所以，那时并不用偶像一词，比较多的还是直接称为英雄、模范、典型或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对于榜样的推崇和迷信，与偶像崇拜或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区别就在于，偶像崇拜更多地基于个人的心理诉求，而榜样的确立，却只能来自特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持。

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变化，首先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的主要任务转向经济建设，知识成为改变命运的关键。于是，知识分子成为人们追捧的新的偶像，陈景润和钱钟书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们崇拜他们，其实是在崇拜知识。这里或许仍然体现了一种国家政治意志，只不过是从单纯的政治道德完人，变成了知识积累的神话，作为偶像崇拜，它还是被动的，单一的。

当然并不排除有人崇拜张海迪或女排的姑娘们，她们在民众中唤起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其实，不管你叫他什么，偶像也好，英雄也罢，榜样也行，都是社会价值理想的体现者。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社会渐露雏形。利益的多元，带来了价值的多元；价值的多元更带来文化的多元。特别是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明星制的引进，商业价值获得广泛认同，偶像崇拜正在变成一种消费形式。

虽然有人发现了顾准、陈寅恪这样的精神崇拜对象，但已经很难进入社会的主流。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偶像崇拜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金钱的烙印，就像几十年前的偶像崇拜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政治烙印一样。一方面商人、老板、企业家成了一些人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文化商人和掮客则试图将一切偶像崇拜都转化为商业价值。

在这里，不仅演艺明星被发现了具有商业潜力，体育明星、新锐作家、时尚选秀、明星学者，同样被发现了具有商业潜力，甚至像杨利伟这样的航天英雄，都无法逃脱被消费的命运。这时的偶像崇拜，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金元崇拜的特征。如果说大众的消费活动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偶像明星的话，那么对明星的偶像崇拜，又进一步转化为商业利润。

纵观几十年来偶像的变迁，在中国，我们的偶像崇拜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具有政治诉求的偶像崇拜转变为商业的、世俗的、大众情人式的偶像崇拜；再一个就是偶像崇拜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当下几乎不再可能出现为全民崇拜的惟一偶像。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史的进步，没有人能够阻挡其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