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是从娃娃到成年的过渡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我幸运地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不仅给我传道授业解惑，更给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无穷的求学动力。最令我难忘和值得感谢的，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汪星阳。

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初一学年即将结束的夏天，在校门旁的旅菲华侨楼二层，她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亲切地朝我微笑，并用流利的普通话和我打招呼。那高挑的身材、白皙的肤色和标准的普通话，在当时的闽南小镇是很少见的，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从其他老师口中得知，她来自伟人故里湖南湘潭，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闽南小镇任教，并将担任我下一学期的语文老师。现在想来，我恐怕不仅是她第一届的学生，也幸运地成为她第一个认识的学生吧。

上初中的时候，家乡正经历着经济腾飞的大变革，却仍是一个不怎么重视教育的边陲小镇，学生求学的主动性并不强烈。汪老师就想方设法地调动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她上课总是那么认真，花尽心思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教案。除了教授课本上的文字，她还给我们讲述课文作者的经历、文章的背景、人物的原型，甚至是发生地的风土人情，着实让我们开了眼界；她上课总是满怀激情，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常常让我们身临其境。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品味到了朗读的魅力，并爱上了朗读。后来，在一次学校的朗读比赛上，我还获得过第一名（如果没有记错，比赛朗读的必选篇目是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这一定与她充满感情、潜移默化的教学方式密不可分。汪老师在主持节目上颇有经验，那时学校、乡镇的各种文艺活动常是她担任主持人，在她的影响和引导下，我也因此成为了英中那时的小小主持人。

那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写作文。一方面，人生经历较为简单，缺乏敏锐的观察力和真情实感的表达力（中国人总是缺乏直接表达感情的勇气，闽南人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刚上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说，长长的八百字确实是一个大任务。而偏偏作文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于是，汪老师就带着我们从体验生活开始。记得有一次，为了写好一篇记叙文，她利用周末，亲自带着我们到菜市场旁的一个修鞋摊上，观察那个饱经风霜的修鞋老人的一举一动，回到学校再教我们如何动笔作文。她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就为了同学们能写好一篇作文；她还做了一个规定——将每周一次的语文自习课改成了“书法课”。所谓的“书法课”，就是让我们从一些课外读物中，选择好的文章或段落，不少于八百字，工整地抄录在作文本上。这一活动持续到我初中毕业。至今，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绝妙的好办法，获得了多重效果：一是让同学们习惯而且有能力在一堂课的时间内完成八百字作文任务；二是让同学们了解优秀文章的谋篇布局，记住以至在后来的写作中引用优美词句；三是让同学们练得了好字，至少在作文考试中保持了卷面的整洁。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还使我养成了书写工整的习惯。上大学的时候，不少老师和同学夸奖过我的硬笔字写得不错，我总乐意跟他们分享这段经历。

汪老师不仅热爱教学，而且热爱学生。她待学生有如待家人。记得在初中毕业后的一个假期里，我照例地去看望她。她略有兴奋地告诉我，她刚刚从香港回来，带了两件衣服，一件准备给她侄儿，一件准备给我，她一边让我挑一边说：“武汉不比咱闽南，冬天很冷，记得多穿点儿衣服……”

近年来，汪老师因身体健康原因暂别了她热爱的讲台，在图书馆的岗位上为全校师生服务。她组织全校热爱阅读的学生，成立了读书社，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她还告诉我，对她指导下的悦读读书社非常有信心。而我却另有所遗憾，为小学弟学妹们无法聆听到她那富含深情的朗读、无法体验到她那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而深感遗憾。

对于一名老师而言，完成课堂四十五分钟的工作往往是容易的，而课外对学生的关心和辅导却是很难得的；讲授课本里的知识往往是容易的，而引导学生感触真实生活却是很难得的；当普通学生的严师往往是容易的，而当学生（包括毕业后的学生）的益友却是很难得的。我想，她都做到了！

在二十年的求学生涯中，我遇到过的老师恐怕不下百人。在我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感谢的老师并不多，她是唯一一位中小学阶段的老师，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感谢求学路上教育过我的所有老师，特别是启蒙老师汪星阳先生，自我初中毕业以来，她仍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十三年来从未间断……”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满怀了我对恩师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