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依此引申，作为学问载体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学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别呢？在笔者看来，亦可大致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准确明白。把要说的事、要讲的理，说准确、讲明白，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通畅，让读者一看就懂，尽量避免字词孤僻而难认、句子太长而难读、语意杂糅而难懂的现象。准确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码要求。就拿人们常见的新闻报道来说，更应如此。如果一则新闻“五个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准确明白，传达的信息有误差，社会反响便会大相径庭。现在有些论文难读、难懂，莫非思想太深奥？不一定，往往是表达没有到位。常言道，真理是朴素的，“是真佛只说家常话”。即使是深奥的思想，也可深入浅出，于浅中见深，平中见奇。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只用近3000个常用汉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却表述得明白易懂。语言的明确源于思想的明确，思想的明确必然要求表达的明确。那种认为文章越难懂，说明越深奥、越有学问的看法是片面的。高尔基说得对：“世界上没有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话语来表达的事物。”（当然，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除外）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第二境界，生动形象。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鲜活动感的语言，不仅把事与理说得准确明白，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读起来有兴致，有美感，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生动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讲究形象思维，善比喻、会用典，还有点浪漫幽默。如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苟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常被引用，提醒执政者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拿写作讲，乔梦符提出“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谢榛主张“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因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而成为经典之论。民歌、民谣、民谚，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关键在其生动形象，活泼风趣。如汉乐府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连五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对爱情的忠贞执著，海誓山盟，动人心弦。　　    第三境界，简洁凝练。用较少的文字说明较多的内容，用较短的篇幅讲清较复杂的事理，论题集中，不蔓不枝，篇无闲句，句无闲字，干净利索，像金刚石，体积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亚说：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恩格斯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训，追求简洁凝练是历代文章名家的传统，“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不烦冗，无疏漏，“文简而意周”。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开篇一句“环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广为流传的《古文观止》，收文222篇，无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兴波澜的凝练之作。在王充看来，“文贵约而旨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梁启超认为：“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贵在“简洁”。鲁迅主张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黄宗象将其书房取名“惜字斋”，追求的就是简洁凝练。　　    有人视简洁凝练为一种风格，其实更是一种功力。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文字能力，就很难做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避免芜杂，一语破的。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仅几百字，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回味无穷，正是源自他文学家兼思想家的底气。成语、格言、警句是浓缩的精华，是简洁凝练的极品，若无深刻的识见，非经千淘万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思想，不在于字数。巨著并非皆长篇。《论语》只有127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多字，而《老子》不过5000言。显然，它们成为传世经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传世名文多短篇。既要能做长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当今信息化时代对短文的期待更迫切，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大道理，都应写得短些、实些、精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最精彩的内容。当然，那些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章，该长还得长。但是，即使是非长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应切记歌德的忠告：“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