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电影《杨善洲》有感

杨善洲同名电影今天晚上7点35在电影频道播出了，出于对杨善洲事迹的崇敬，我认真的看了一遍，稍有一些感触，随笔写写，有些东西还没有经过细致的思考，还待理论完善。

杨善洲曾是云南省保山地区党委书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书记，无论是生活作风、思想品质，都保有着一位农民的本质。实事求是、勤俭朴素、亲近群众、淡泊名利、大公无私，这些词用在杨书记的身上很是贴切。杨善洲在任地委书记期间廉洁奉公，忘我工作，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退休之后，他放弃了进省城昆明养老的机会，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大亮山，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好水的问题，他带领着村民上山包地种树，自己分文不取。22年后又将林场无私的献给了国家，着实伟大。

但是，这个伟大令我很是焦虑。这又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共产党员的楷模。雷锋的人物真实性我是考究不了了，但是杨善洲的事迹确是真人真事。令我焦虑的是：

第一，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杨善洲?杨善洲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是值得肯定，完全表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假如国家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都能有杨善洲的思想、道德、品质，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肯定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体制的问题也终有一天能得到好的解决，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共识，问题也就好解决了。那好，第一个问题回答了，我们需要杨善洲。

第二，我们领导干部、党员干部队伍中有多少个杨善洲?既然有需要，那就要看看我们有多少。请问我们能有多少?真正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做事的人太少了。就看看我们的区政府吧，都快成为领导的家属大院了。看看我们的镇政府吧，130个人领工资，30个人来上班，10个人在做事。而就是这10个做事的人，他们是杨善洲吗?不全是。

第三，为什么杨善洲只是个别的存在?这里我想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关于人性的`看法。早在16世纪，霍布斯就提出过国家、政府、社会的起源。因为在每个人只管着自己，没有制度和法律的自然状态下，人的利益很容易受到威胁，所以大家一起订立一个契约，交出我们惩罚他人的权力，成立一个公共的组织，代替我们执行这项权力，这个公共组织就是后来的政府。在霍布斯看来，人性是恶的，每个人随时都可能会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之后的洛克、卢梭，虽然在契约的形式和性质上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对于人性的觉察，他们都认为不是善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都会有恶的一面?当然，你会说，我们看到感动的东西会流泪，看到可怜的人会同情，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仍会帮助，我们也有善的一面。我想说，是的，但是那是建立在不损害你的绝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善。是的，这里又提到一个代价问题。为什么在公交车上让座的多，而在火车上让座的又少?代价不一样。公交车上可能只需要十多分钟，而火车上可能是十多小时。很少有人会牺牲太大的代价，来做一件几乎没有回报的事。我就是我想说的人性。我认为，人性表现应该是，不与自己利益冲突下的善，和与自己利益冲突下的恶。而人性的这种表现，正好回答了我的第三个问题。一个人可以做好工作，可以勤俭，可以亲民，但是要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确是寥寥无几。所以杨善洲只可能是个别的存在。

第四，那该怎么办?既然“全党皆为杨善洲”不可能，那领导干部队伍要怎么办?我认为，承认人性的缺点，更多的发扬人性的优点才是可行之路。每个领导干部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享受着相应的条件待遇，不去贪婪，这样就足够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则需要多加一条，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别看小小一本党章，如果都能按照上面写的做，整个国家会焕然一新。其实中国的条条框框各项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协商制，我不敢说是最好、很好的，但是我敢说真正按照它执行的话是绝对不会差的。所以说，国家对于杨善洲之类的先进思想理论的宣传不应该是重点，重点应该放在怎么才能让人执行，而不是让宣传成为套话、空话。

第五，怎么才能把理论上的东西让人都真正做起来。难吗?其实只是每个人迈出一小步而已。简单吗?其实这一步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因为很多的国人可能都患有“腿疾”，可能需要一个人背着两个三个甚至是二十个三十个人迈出这一步。所以说，少部分人的醒悟是不够的，但是谁又能知道这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呢?所以，第五个问题的答案：从我做起。

杨善洲观后感

前段时间学校工会组织老师去看电影《杨善洲》，刚拿到票时，觉得这样的电影没太多吸引力，抱着完事的心态来到了电影院。电影开始后，一位慈祥老人和一个挑水送亲村民的谈话，让我不由得对这个电影的剧情开始猜测起来，随着剧情的进展，我有好几次泪湿眼眶，虽然电影本身既没有张艺谋的大手笔，，又没有徐克的飘逸，但是人物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强烈冲击让我感动。

电影用写实平述的手法，从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一职入手，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这一生完成了两件大事，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影响深远的“滇西大粮仓”。杨善洲担任地委书记的时候，常拄着棍子，提着一个小黑包，行走在田间。当时正在推广一种“双龙出海”的水稻插秧法。他来到一个村里，见大家对这种插秧法并不接受，自己脱掉鞋子下到田里作起示范，秧苗插得又直又好，村长这才发现是地委书记亲临指导，急忙上前问好。还有一次，保山遭遇大旱，百姓面临作物绝收的困境，杨善洲带领干部挖水井。但很快困难随之而来：经费不够!他果断召集现场的地委委员开临时会议，举手表决将修建办公楼的经费挪作打井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一个人身在高位时，面临众多的诱惑，要作出众多艰难的选择。杨善洲的选择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片刻犹豫，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他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回老家大亮山植树造林。杨善洲退休了。上级关心他，让他到昆明的干休所安度晚年，他笑着说：以前在职，听组织安排，现在退休了，想干点自己的事，我要上大亮山种树去。他回到家乡，开始发动群众。他的办法很独特，先组织群众看了一场电影《庐山恋》。电影放映完时，他问大伙：“电影好看不?”大伙笑答：“好看!”他又说：“是啊，电影好看是因为庐山上的树美呀，我们大亮山上的树，像秃子头上的毛，没有几根。你们用土地入股，我来出苗子，种出树你们分红好不好?”有人问道：“那你分什么咧?”他淡淡一笑，道：“我有工资，什么也不要。”大伙被他的诚意打动，纷纷签订植树合同，自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七年的漫漫种树征途。在大亮山种树，不是想像中的一帆风顺。树苗成活率低，野草挤占树苗生存空间。他独个摸索解决法，选择种植根系发达、高于五十厘米的树苗，成功地迈过这个难关;树苗来源匮乏，他跑到大街上捡拾果核作种子，每天捡来一箩筐。五万多亩树林，每一株树无不浸透他的心血。为了公，为了百姓的事，杨善洲不遗余力;为了私，为自家孩子的调动，他“束手无策”。电影中有这样一则细节，上山种树时，他发现在山中放火玩的小孩子未能正常接受教育的原因是因为山上小学的代课老师多年没有转正，纷纷离职，孩子们无学可上。这时他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喊来教育、人事、劳动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上山，托他们解决老师们的编制问题，为山里的教育留住了人才。他的二女儿，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通过层层考试，只差一个章就可以办理调动手续，从来不求父亲的她哭着请求他帮忙：“您就打一次电话吧”。杨善洲讷讷地坐在小板凳上：“这是私事呀，这可咋办呢。”最终，女儿掩面而去。

电影的结尾以西南大旱一幕告终，保山因植被良好，当地居民不愁水喝，外地来此取水的车辆排成了长队，此时的杨善洲已躺在病榻上，起不了身了。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来医院看望的人站满的一坪，片首的那位挑水送亲的村民也从山上挑来了干净的水，递到他跟前，大声说：“你没有白吃国家公粮!”曾记得在戏文中有一位七品芝麻官唱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从杨善洲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

杨善洲走了，他留给后人一座价值3亿多元、5万6千多亩的林场，但他留下的更让人难忘的是那一心为公、百折不挠的工作作风，他虽瘦弱的身躯却留给我们一个高大的背影，他用自己伟大的一生书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