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的题材是访民,冯小刚能够把这个有点敏感的题材搬上荧幕,让更多的人知道访民这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和群体,对此应予肯定。为什么会造成访民现象,这部电影揭露了一些原因,但没触及到根本。不管是导演冯小刚,还是编剧刘震云,可能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这其中既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如对体制的认知程度),也有电影审查制度的钳制。
《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女主人公李雪莲为了房子和二胎,与老公假离婚,没想到弄假成真。李雪莲去县法院起诉,要求与老公复婚再离婚,法官王公道(枉公道)直接判定其假离婚为真离婚。李雪莲就向法院院长荀正一(殉正义)、县长史惟闵(死为民)告状,遭到院长和县长推诿。李雪莲又去市政府门口静坐,举着一个写着"冤"字的牌子,市长蔡沪浜(护帮)让人将其弄走,手下就派警察把李雪莲给行政拘留了。
李雪莲本来不想再折腾了,只要前夫给一个说法就行。没想到她前夫不但没给她一个说法,还骂她是潘金莲,因为李雪莲不是处女,结婚前与别人发生过性关系。不服气的李雪莲进京上访,拦了首长的车,结果市长、县长、院长都被撤职。李雪莲不肯罢休,为了讨个说法,继续上访了十多年,也没什么结果,最后她前夫出车祸死了,才肯罢休。
看完了这部电影,我想到的第一个访民是贾灵敏。贾灵敏与编剧刘震云是河南同乡,刘震云对她的事迹可能也有所耳闻。与李雪莲"没事找事"不太一样,贾灵敏是自家房子被强拆,然后去上访,同时也向其他的被强拆户普法,为此遭到当局嫉恨,招致牢狱之灾。
黑色幽默是冯小刚和刘震云很擅长的,如片中李雪莲要胡屠夫帮忙,胡屠夫说只要她愿意陪自己睡觉,干什么都行,当李雪莲要他去杀市长、县长、院长、法官和前夫时,胡屠夫泄气地说,睡一觉就要杀五个人,这一买卖不值当。片子结尾,李雪莲想不开了,找地方上吊自杀,被果园主碰到了,果园主就说,真要是想死,别死在他承包的果园,去死对头老曹的果园里死,也算帮了他一个忙。
没有揭露造成访民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最大缺陷。上访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畸形制度,正是因为没有法治才导致了这一畸形制度,如果有法治怎么可能会出现访民这一庞大群体?当然,之所以没有法治,是因为没有民主。
《我不是潘金莲》的题材是访民,冯小刚能够把这个有点敏感的题材搬上荧幕,让更多的人知道访民这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和群体,对此应予肯定。为什么会造成访民现象,这部电影揭露了一些原因,但没触及到根本。不管是导演冯小刚,还是编剧刘震云,可能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这其中既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如对体制的`认知程度),也有电影审查制度的钳制。
《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女主人公李雪莲为了房子和二胎,与老公假离婚,没想到弄假成真。李雪莲去县法院起诉,要求与老公复婚再离婚,法官王公道(枉公道)直接判定其假离婚为真离婚。李雪莲就向法院院长荀正一(殉正义)、县长史惟闵(死为民)告状,遭到院长和县长推诿。李雪莲又去市政府门口静坐,举着一个写着"冤"字的牌子,市长蔡沪浜(护帮)让人将其弄走,手下就派警察把李雪莲给行政拘留了。
李雪莲本来不想再折腾了,只要前夫给一个说法就行。没想到她前夫不但没给她一个说法,还骂她是潘金莲,因为李雪莲不是处女,结婚前与别人发生过性关系。不服气的李雪莲进京上访,拦了首长的车,结果市长、县长、院长都被撤职。李雪莲不肯罢休,为了讨个说法,继续上访了十多年,也没什么结果,最后她前夫出车祸死了,才肯罢休。
看完了这部电影,我想到的第一个访民是贾灵敏。贾灵敏与编剧刘震云是河南同乡,刘震云对她的事迹可能也有所耳闻。与李雪莲"没事找事"不太一样,贾灵敏是自家房子被强拆,然后去上访,同时也向其他的被强拆户普法,为此遭到当局嫉恨,招致牢狱之灾。
黑色幽默是冯小刚和刘震云很擅长的,如片中李雪莲要胡屠夫帮忙,胡屠夫说只要她愿意陪自己睡觉,干什么都行,当李雪莲要他去杀市长、县长、院长、法官和前夫时,胡屠夫泄气地说,睡一觉就要杀五个人,这一买卖不值当。片子结尾,李雪莲想不开了,找地方上吊自杀,被果园主碰到了,果园主就说,真要是想死,别死在他承包的果园,去死对头老曹的果园里死,也算帮了他一个忙。
没有揭露造成访民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最大缺陷。上访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畸形制度,正是因为没有法治才导致了这一畸形制度,如果有法治怎么可能会出现访民这一庞大群体?当然,之所以没有法治,是因为没有民主。
《我不是潘金莲》通过极简主义的叙事,表达庞大复杂的主题,故事既紧贴基层现实,又是荒诞化的。一群重权在手的官员对付不了一名农村女访民,被她搞得团团转,极具讽刺意味。由范冰冰主演的农妇李雪莲既纯朴、刚直,又是个认死理的法盲,属于典型的“上访刁民”。一大群官员,从法院院长到县长再到市长,在处理李雪莲的案子上都无直接错误,但他们对上唯唯诺诺,为保乌纱过度办案,直到把小事搞成大事。
这样的“官场现形”,很久没人敢拍了,但冯小刚、刘震云干了这一票,而且干成了。虽然传闻说影片被做了点删改,但电影走上银幕仍然保持了很强的冲击力,它作为让人眼前一亮的批判作品赢得了敬意。
不应将这部片子成功闯关看成是“撞大运”的结果。它实为导演编剧与管理部门积极互动、共同开拓中国电影政治空间的结果。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的面世:批判不是禁忌,只要做得好,它就是百花争鸣中的一枝玫瑰。
同样是写“上访”和“维稳”,但《我不是潘金莲》不是简单骂,而是展示了这个问题成为死结过程中各方节外生枝或画蛇添足的每一步,对体制与基层问题缺少对应解决能力做出建设性的诘问。上访是中国当下的老大难问题,全社会对此都是清楚的,影片带来的不是人们对体制的敌意,而是对通过跳出官僚主义、实事求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的思考。
抱着建设性的态度开展批评,度的把握就有了基础。当下中国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主流文艺应当推动社会建设,而非致力于体制破坏,批判文艺如何契合这一时代要求需要不断探索。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两种极端,一是不顾时、度、效,走向极端批判。二是完全放弃文艺批判的探索,干脆什么也不做。
冯小刚、刘震云拍《我不是潘金莲》的意义在于,他们在一些人感到有点灰心、或者信心不足的时候颇具勇气地做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他们的成功形成了对各方都有说服力的突破,鼓舞了所有人。只要对社会充满善意,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关键要找到正确的做事方式,有意愿和耐心与对社会秩序负有责任的管理部门认真互动。值得一提的是,《我不是潘金莲》面世也为管理部门赢得掌声。
一些人认为,文艺人创作的尺码完全是由管理部门决定的。然而冯小刚的新作告诉我们真实情形远非如此。在大的社会规范的前提下,文艺人是有前进空间的。而且每个作者往前跨一步,整体的创作尺码就大不一样。中国社会环境的改造,需要每个文艺人都抱以积极健康的态度和诚意,不断往前跨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