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乱力鬼神。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他的祖先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呢？结果孔子默然不应。学生看夫子的表情，便茫然若失地退回来。身边的人看了，便问孔子为何不说话。孔子这时张口了：“你让我怎么说呢？如果我说有，他就什么事也不做，专等着父母的灵魂来庇佑他；如果我说没有，恐怕他父母一死他就把他们忘记了。”在孔子的观念里，世界是否有鬼神呢。他的不语里面究竟是有是没有，还是不清楚呢。他或者清楚，或者不清楚，但没有说。加上他也说过，没有搞清楚的东西，我们最好存而不论。所以他怎样看待鬼神我们已无法知晓了。

但从中我们又看到了孔子的教育方式，世界上有没有灵魂的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活人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世界上有没有灵魂，则要看它对活人的影响是怎样的。如果用它可以风化百姓，那就可以被承认。如果只能诱导人们向恶，那它便永远不存在。人的本领真大，不仅可以改变外部世界，还可以决定人的灵魂的有无了。也许你会说，孔子的眼里没有真理，一切都是道德说教的策略。

但是，我们还是曲解了孔子，他是有信仰的，天地仁道是他心中永远的准则。而大概他感到很多人达不到明辨真理的高度，如果告诉众人事实的真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大众反而产生了误解，不仅难于维护真理，反而毁坏了真理。于是我们就省略了其中的过程，或者不说，或者告诉他最利于他接近真理的假象。这是维护真理的一个策略，也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见。比如，一个丈夫帮助一个相识的寡妇挑了水，回家一定不会告诉妻子真相。他是这样想的，反正我也没有做亏心的事，只不过帮了寡妇一把。如果说了，万一妻子心眼小了，反而惹出许多麻烦，倒不如不说干净。如果妻子问干什么去了，就便一个理由来搪塞。看来，丈夫的说谎撇弃了真理，选取了一种策略，就像所说的“曲线报国”一样维护所谓的真理。

但是，这种做法究竟可取不可取呢？掌握实情的人以善良的动机做了一件极负责任的事。他不仅要考虑到事情的原委是什么，而且还为事情被告知后所带来的后果负责。可谓用心良苦。但是，这种替他人包办一切的做法，侵犯了他人的权力，也侮辱了对方，因为这种告知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被告知者不仅没有得到事实的真相，反而在智商方面受到蔑视。并且，这种做法的流毒还在蔓延。因为人使用策略时不总是善意的。当有人懂得用策略来维护真理时，也有人学会让真理来为策略服务。并且，追求后者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真理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策略的作用能够做到。它可以隐藏真理，可以拒绝真理，也可以制造出真理，然后得到自己的利益。于是，真理的地位越来越低。

众人所知的避讳现象便是对真理的一次策略性使用。避讳，是一种掩饰，对事情的真相不敢或者不愿说。需要避讳的东西往往不是最好的就是就坏的事物。比如说父母的名字，出于尊敬我们不会直接喊出来，就好像最亮的光辉我们不敢用眼睛去看一样。君王们便按照这个逻辑也给自己罩上最耀眼或者说最刺眼的光芒，不让人们喊出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便是大不敬，需要杀头的。不光自己的名字，连跟自己相关的一切都要罩上光芒。这些做法有太多自恋的痕迹，并且他们还要利用权势强迫大家维护自己的自恋，让众人陪着自己做游戏。而避讳过了头，就要闹出很多笑话。比如，很多开国皇帝为了给自己增添更多的神性光辉，居然在自己的出生过程了抹去了父亲的地位，不承认为其父亲所生。后稷的母亲在神的脚趾印上踏了一觉就怀孕了，刘邦的母亲梦见了蟒蛇便腹中有感等动人事迹便是例证。这样的结论在民间是最恶毒的咒骂，在这里却成为皇帝至高无上的光荣。人间的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这样被抹杀了，最不幸的是人们别管信与不信，都对此津津乐道，并且情愿相信事情的本身就是这样。这时，世界上最失落的就是他们的生身父亲。

有些东西无好坏之分，但也需要掩饰。当孩子好奇地问母亲自己从哪里来时，中国的传统母亲们习惯回答说：从土里面挖出来的。有些老实的孩子便信以为真，但还是有些孩子无法满足，他们会继续问：谁种的种子呢，到时候拿什么来挖呀，铁锹会不会把头给弄破呀。家长无法回答，便把谎继续撒下去。所以家长们在爱情、性教育面前表现得极为尴尬，他们扭扭捏捏，生怕孩子知道真相以后学坏。但这种隐瞒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孩子们也渐渐明白了，并且明白之后也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出乱子。

比如为大众所崇拜的各类明星，他们在大众眼里是超尘脱俗的，一旦被人看出烟火气，就星运暗淡。所以他们也不得不维护自己超尘脱俗的形象。但他们还是摆脱不了烟火气，生病、离婚、上法院甚至吸毒，于是生活就艰难起来，变得遮遮掩掩，矫揉造作。实际上，自己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别人的眼里自己是什么。而观众也相应地有了这种看法：他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一个怎样的形象。这时候就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当明星们生活颓废，成为一种潜在的或众人皆知的事实时，他们仍然可以满面金光，成为大众偶像，但是一旦遭遇曝光，就马上被大众唾弃。而早知道事实的观众这时才仿佛得到真情，变得苛刻起来，不肯轻易原谅自己的偶像。这种逻辑就是，大家都吸毒，谁被曝光谁倒霉，观众关心的不是谁吸毒，而是谁倒霉。倒霉的明星最大的错误便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形象。

讳疾忌医则是一次幼稚的拒绝真理的现象。蔡桓公宁愿相信自己没有疾病，这样就可以一如既往地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可是，疾病并没有因为它的不承认就乖乖地消失，它的客观存在和继续蔓延最终要了蔡桓公的命。寓言很简单，我们都会嘲笑蔡桓公，但是，很多人不懂得举一反三，刚笑完蔡桓公转过头来就反被取笑。比如马寅初先生曾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人们感觉他有了神经病，或怀有不良动机，于是把这个扁鹊给批了。仿佛批倒了马先生，人口问题便不复存在。再如非典时期，感染病毒的案例每天都在大面积增加，而一些官员仍在宣扬。他幼稚到不知道自己的谎言就像去包火的纸，总有一天会被泛滥的病毒攻破。而越到最后，烧得越旺，最终导致自己被撤职处分，也耽误了很多条没有及时挽回的生命。

熟悉古装电影的人知道很厉害的一招，叫杀人灭口。某一次刺杀重要人物的行动，失手杀手的结局是必死无疑，而成功的杀手得意地回来请求封赏，但是放心，他绝对在回到家以前被下一个杀手刺杀。行动的策划者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真相是掌握在目击者手里的，只要把真相的携带者杀光，真相从此就被埋没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掩埋的越来越深。这种方法虽不太可靠——因为真相的传播就像病毒的感染，总有防不胜防之感——但成功率也不小。人们总愿意相信“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逻辑，在小说或电影中让主谋者得到报应，但实际上，成功策划阴谋的肯定不在少数。所以万一被派去做某项重要任务，我们最好的选择是拖延时间。拖延时间就是拖延自己的生命，但还是不彻底，我们干脆就选择逃跑。

事态愈演愈烈，策略的运用到了自如的地步时，它不再掩饰、拒绝真理，也会承认真理。对自己有利时，他们异乎寻常地拥护真理，并且拿着真理的尚方宝剑恶狠狠地砍向一切对手，以光明正大的手段满足一己的私欲。但既然为了满足私欲，符合真理的时候很少，情况就不太好办，于是最高级的形式就出现了，人们学会了制造真理。

最拙劣的制造真理的事件当属赵高。他指鹿为马的做法人为痕迹显然过重，以至于很多人不愿承认自己的智商太低时，他还得动用武力铲除异类，但恐怕赞同者还是没有把它当成真理，只把赞同当成一个策略。相对来说，刘备的智商要高一些。他从自己的家谱里拼命找皇族的痕迹，也拼命地将自己从皇族的家谱上靠，结果终于成功了，他变成了“刘皇叔”，于是他就成了正统，将诸葛亮也骗了来。而曹操则不具备这种天然的优势，恐怕也不晓得其中的奥妙，落得了“奸雄”的称号。在社会领域，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而人们需要有一个真理作为秩序获得安全感。而每朝皇帝上台伊始，第一任务就是制造真理。他们从人们最迷恋的也是力量最强大的天做文章，先是封禅祭天，然后就开始自称天子，这样他们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法律一出在人们的心中就开始扎根，成为真理。比如天子可以有三宫六院，可以杀无赦。比如，士不上大夫。别管原来是否正确，已变成法律就是真理。所以会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局面。但既然法律已经成文就不好更改，如果皇帝犯了出格的事怎么办？他们又开始想办法，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况最终解释权在法律制定者。如果还不行，那就要变法了。社会科学中的真理不比自然科学，它没有本来的面目，本来就是制造出来的。于是历史上得罪皇族的人，一律是谋反；得罪了其他的官，则会被揭发，可谓借刀杀人。以真理杀人，最安全最光荣也最省力。

由于中国人很擅长对真理的策略性使用，所以在中国发达的是权谋之术，所以缺乏的是像马寅初这样求真求实的精神，像布鲁诺这样坚持真理为真理殉身的人，多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所以在国家各个地方窝里斗的现象最是经常，整体上的进步则很少见到。也许，大家都在誓死捍卫着一个真理，那就是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