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看了不知多少遍电视剧《三国演义》之后，实在忍不住才看这本小说的。之后又借了《三国志》，并看了《晋书》中年代较早，与三国相关的一些人物的纪传。感觉《三国志》带给人一个充斥着虚伪与狡诈的乱世，电视剧带给男生们战场杀敌的遐想，而《三国演义》，是文人的书。很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弄到《三国志平话》，来看看什么是老百姓的书。

《三国演义》吸引了太多的人。我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它的语言。虽然比不上清朝的《三侠五义》《儒林外史》等书口语化，但它的语言介于古白话和文言之间，大家都看的懂。在当时，写小说对于文人们来说，是一件难等大雅之堂的事情，一切正式文体都必须用文言，用白话或者口语来写作，就更会为同行所讥笑。以至于到了乾隆年间，小说以及这种语言都已经发展得颇为成熟，纪昀在写《阅微草堂笔记》，讲故事的时候，还坚持用文言。在这种情况下，《三国演义》能通过通俗的语言展现在读者面前，就更加难能可贵。

说到语言，我以为这本小说的语言并非尽善尽美，显然缺乏后期的修改和润色。很多地方照抄《三国志》《晋书》或其注解，比如刘备第一次出场一段，比如诸葛亮隆中对一段，又比如张温问秦宓一段……这样的文言文夹在小说之中，未免会给读者生涩、突兀之感。

另一个让《三国演义》吸引众人的原因，是它的剧情丝丝入扣，脉络清晰流畅。从立献帝，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六出祁山，钟会伐蜀，剧情梗概十分明了。我估计如果作者写个《五代十国演义》，大约没什么人会看的滋滋有味，因为五代十国人物太多，事件太过繁杂，君主又大多是短命鬼，难以找到文学作品所需要的、可以集中笔墨的焦点。《三国演义》好就好在它是”三“，而且仅仅是”三“。”三“是鼎足的数目，在几何里是最稳定的形状，在有机化学里却又是最嬗变的数量。上可以合纵连横，下可以分而治之，其中微妙关系，一言难尽。在剧情这一点上，《三国演义》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三国志》，但凡大关节，大战役处，丝毫未改(赤壁之战中固然有意地提高了刘备一方的影响力，但那是为突出主角需要，也是文学作品种中常用的手法，毕竟文学不是历史，也并没有影响到大局)。最精彩的、最扣人心弦、最严密的情节往往只能是真是发生过的事情。这一点，是很难编造的。

让这本小说吸引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中人物鲜明的性格。当然这也得益于该书的选材。三国时间跨度不长，上下不过两三代人，容易从中选出主要角色重点刻画。如果像同类小说《东周列国志》，上下五百余年，凡一百零八回，平均下来，最重要的角色也不过出场十回就”寿终正寝“了。人物难以集中表现，自然会削弱其性格特征。

关于《三国演义》人物的性格，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刘备。这个人物在《三国志》里面是乱世枭雄一类的人，有野心，有干劲，有胆识，有智慧。这样的性格，正符合他一方诸侯的身份。到了《三国演义》，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文武周公一类的人物。仔细看小说，就能发现，作者对刘备的描写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对于刘备做的不太光彩的事情，作者要么不加评论，要么用冠冕堂皇的文字遮掩过去。比如刘备劝曹操杀他的前主子吕布，作者便说吕布是三姓家奴。对于刘备先后投靠公孙瓒、吕布、曹操、刘表、刘璋，并强占他们的地盘等等的事实，则很少评论，偶尔一句，便以他是真命天子，原不该屈居人下略过。其实坐在树下说树荫是车盖、我以后要做皇帝之类的话，很多孩子都说过，并不能成为”天命所在“的证据。据调查，美国有80%的孩子在八岁的时候认为自己以后会做总统。我们小学毕业的班会上，老师问大家以后想做什么，有一个同学说联合国秘书长，两个说国家主席，一个说国务院总理，其余高官暂且不算。其二，作者有意安排刘备做一些典型的文武周公做的仁政爱民的事情，如携民渡江，摔孩子，不愿称帝之类。

作者有意要塑造一个圣主贤臣的清明朝廷，这是可以理解的。罗贯中生活在一个元末明初乱世之中，作为熟读圣人之教的文人，很容易产生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同时，这种向往又往往是寄托在君主身上的，由圣主而有贤臣，由贤臣而有仁政，由仁政而有文人坦荡的仕途。那时的知识分子往往如此，很少有人能跳出来。即使受了重大打击，无法再相信那些所谓的”肉食者谋“，他们也情愿选择逃避，而极少想到自己出头。如后世顾炎武之类的大学者，反清之业也不过是灰烬上最后的一点点火星，难成大势。

我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征战沙场的荣光，看到了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的热血在山林，看到了”孤一旦去位，不知几人为王，几人为帝“的骄傲。我以为，这才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能带给我们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