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手，拿得起粪叉，舞得了笔杆。

爷爷是一个农人，他常常“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却从没有过“草盛豆苗稀”。因为他精通耕种之道，不滑不懒;最重要的是，他施用农家肥。每天晨曦初露，爷爷便背一竹篓，操一粪叉，游走于村头巷尾，捡拾牲畜秽物。及至天一放亮，村郊不上不下地被飘来的炊烟裹住，爷爷就回家。奶奶摆好了早饭，小米粥，馒头，青椒，拍黄瓜!呼噜呼噜喝完汤，顺便踢走死缠脚下的巴儿狗……偶尔奶奶也夸一夸爷爷捡来的大粪：“这肥好，臭!”老头老太太对视一眼，笑了。

爷爷曾是个大学生，当官的，有过出息。太爷爷共有六子，本来都该安安分分做个小农民，但爷爷不。他天分异常好，私学，中学，及至大学，都是一路直上。后来当了小官，虽不大，但在镇上也算是有头有脸了，在村里更是红极一时。眼看升官在望，爷爷却收拾行囊，携家带口，回了村里。村里人都表示理解：“对喽，农民好嘛，看看庄稼看看草，啥都不愁。”

村里人称赞爷爷的农活，还敬佩爷爷的书法。逢年过节，红白大事儿，都找爷爷来写字儿。不必狼毫，不必端砚，更不必宣纸——乡下人也不懂欣赏这个，但他们都知道爷爷见多识广，高文凭，有技艺。对于求字之人，爷爷总是来者不拒，放下粪叉，洗手执笔，挥洒而下。当淳朴的邻里人拿到字后，喜悦之情全溢于脸上，总想夸一夸这字儿——就像汪曾祺笔下的乡亲们一样：“这字儿好，真黑!”

我是爷爷的长孙，却去之远矣!常问爷爷：“您咋就愿意做个农民呢?”他总会拿他喜欢的文人汪曾祺做例子：“你看啊，老汪这人写文章写得好。俗而不厌，多而不滥。为啥?他虽是文人，却也近于农人。勤恳、淳朴、达观。”我点头：“是啦，他也掏过粪，而您是叉粪。又都是执笔之人，又都上过大学。您和汪先生差不多嘛!”爷爷很得意我的说法，却仍摆手不赞同：“有一点不一样，他种地不如我。”奶奶看我们爷孙俩笑闹，总是很无奈，叹道：“这老头子。”

我不知道我何时会有这种高度，更不知道爷爷眼里的世界是怎样。但我深知，爷爷表现的那些，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粪叉和笔杆共存的境界。

平淡而知足，是爷爷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