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宽容的爱 甘地的爱就是上帝的爱。他用忍耐的爱敲打着英殖民者的良心，用博大的爱教育和联合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用牺牲的爱让人们在仇恨中清醒。 甘地是平凡的，他没有泰戈尔的诗人天才，没有遭受过玛拉克里什纳的那种神秘梦幻的折磨，也没有受到维达卡南达的那种不可抗拒的热情的驱使。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外表简朴，学业平庸，毫不出色。他的体力、他的智力丝毫看不出在他的身躯里蕴藏着一种巨大的潜能。但是，甘地确实是伟大的人，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坚忍不拔、英勇无畏、孜孜不倦以及为人类的和平而费尽苦心。他的生活是一次努力奋进的长途跋涉，他以常人的步伐，一步步攀登着，当他到达顶点时，我们看到，甘地——他，已经超越常人。 甘地自内心发现了和平力量，成功地与他人分享，他几乎独自以只手之力将大英帝国赶出印度。为了这个目标，他透过谦恭、耐心、坚持、坚忍等美德的实践，提升了高于一般人的心灵程度。 他曾这样说：“我始终是个乐观主义者，这并不是我要证明正义是繁荣的，而是我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最后正义一定会繁荣的。”“我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发挥非暴力的、个人能力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念上。”他所相信的正义和非暴力，是出自彻底地洞察自己，从而无条件地在自己的心灵打下一个对人类的绝对信赖，这信念即使是死也不能夺去、也不能破坏的。 甘地时刻都在用悲悯之心怜恤、以光明照耀、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他用生命谱写了一个大写的爱。 在使人们断绝邪恶的斗争中，或许他不会成功，或许他会像佛陀和耶稣一样遭到失败。但是他的一生对子孙后代是一种教益，为此，人们将永远牢记他。 ——泰戈尔 他是个天生的宗教家、一个不可缺少的政治家。 ——罗曼•罗兰 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了四周的黑暗。我们时常不配作他的追随者，违背他的指示，但不只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均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他的信心与力量、勇敢与仁爱的精神。我们将决不让自由之火熄灭!　——尼赫鲁 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他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 ——伦敦《新闻纪事报》 甘地全名叫莫汉达思•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甘地诞生于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城。祖父和父亲曾是一个小土邦的宰相，也是虔诚的印度教徒。甘地自小受印度文化熏陶，酷爱印度民族文化，同时也受到印度教中有关“非暴力”、“自制”、“宽容”、“以德报怨”等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甘地远渡重洋，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考进伦敦大学，主攻法学。在英国期间，他潜心研究《圣经》，把基督教义中关于对恶人忍让的教义与印度教义中“以德报怨”的思想结合起来，得出了“不抵抗”和“自我克制最高尚”的宗教结论。这一宗教结论后来又演变为政治上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 1893年，大学毕业不久，甘地受聘为一家印度公司的法律顾问，到南非任职。在南非期间，他目睹了白人殖民者如何歧视印度人的种种劣行，感触颇深。这使他萌生了反对白人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志向。甘地深入印度侨民当中，创办学校，出版刊物，开展反种族歧视斗争。二十多年间，甘地形成了完整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体系：即用罢工、请愿、绝食等非暴力手段，与殖民当局斗争，争取合法权益，最终达到民族自治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他把在南非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形成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带回印度，脱下皮鞋、西装，穿上土布衣衫，深入群众，宣传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并成为印度国大党的领袖。在这期间，甘地成功地领导过孟买农民的抗税斗争，还领导阿麦达巴德纺织工人按照非暴力不合作路线，坚持罢工，后来又使罢工转化为绝食，迫使工厂主接受了为工人增加工资的斗争要求。经过这些斗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接受。国大党发展成为拥有一千万党员的大党，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甘地也成为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最高领袖和“圣雄”。 1919年，甘地利用印度受十月革命影响的机会，发动了第一次全印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1930年，甘地又利用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大危机的机会，以反对英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为契机，发起声势浩大的食盐进军，掀起了全印规模的第二次反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甘地领导下，并经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47年，英国政府被迫放弃对印度的统治权，印度获得独立。甘地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终于获得胜利。 1947年8月13日，距印度建国仅剩一天半时间，圣雄甘地赶到加尔各答。此时的他应该留在新德里享受国父的荣耀，但是加尔各答的局势已经使他不能够再耽搁一分钟。当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流血冲突愈演愈烈，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蒙上了阴影。甘地确实满心悲哀，他来到加尔各答，后来又来到德里，想要以爱的精神平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骚乱和流血冲突。除了爱，他没有别的武器。他到处走访、祈祷、演说，忍受不理解的人们的辱骂和骚乱，他最后的办法是绝食，“汝行乎，吾死”。他的精神终于感染和震撼了人们，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街道上的暴行转移到这张小床上来了”(尼赫鲁语)，加尔各答出现了和平和亲善的景象。这样，在同样是印穆聚居的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省，5万人军队没有做到的事情(制止宗教骚乱)，却在这座250万人口的，历史上最倔强最血腥的，现在又即将如火山爆发的加尔各答城里，由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做到了。这就是著名的“加尔各答奇迹”。 甘地一生有16次绝食，其中有2次是绝食三周，只喝一点苏打水。他多次在绝食中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一次绝食是在他79岁的时候，在他死前半个月，共绝食121小时30分钟。甘地如此谈到自己吃苦的意义：“我们只受打，不还拳，我们用自己的痛苦使他们觉察到自己的不义，这样我们免不了要吃苦，一切斗争都是要吃苦的!自己受苦意味着对人的信任和希望，意味着对人性中某种善端的尊重。这也是一条自我忏悔，自我纯洁之路。最后，如果你是正确的，你就会在经受重重痛苦之后取得胜利，如果你错了，那么受打击的只是你个人而已。” 甘地接着又把这种和平带到了首都德里，办法仍然是自己吃苦，自己默默地忍受牺牲，后来，他又准备徒步穿过旁遮普省的大地，前往从同一母体诞生的另一国家——巴基斯坦，一路宣讲和平的福音。 1948年1月30日下午5时，人群突然一阵骚动，然后自动向两旁分开，形成了一条通道。甘地从通道尽头，慢慢地走过来。当甘地走到离戈德赛只有三步远的时候，戈德赛向前走了两步，按照印度传统的方式，把手放在胸前，向甘地鞠躬。在人们都以为他是个虔诚信徒而没注意时，戈德赛突然向半米远的甘地连开了三枪。甘地手捂胸口，挣扎了一下，然后慢慢倒下。 甘 地 的 爱 如果我们所说的、所思考的一切，没有一种行动与之相关照和相匹配，怎么对自己的工作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永远相脱节?这个问题有点尖锐，但无可回避。因为事实上，很可能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正在一旁等着把我们的理念拿去付诸实践。在这个无力的背景之下，甘地的伟大举止正是我们一笔宝贵的不可忽视的财富。 甘地带给我的第一个启示是：人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只能像目前这样寸步难行(这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我们许多人对改变自己再无信心)。甘地首先改变了他自己。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从饮食、穿着、交通方式最微小的事情开始，到精神、意志、行为方面的修炼，他每天都在试图进一步完善自己。 他的方法也不复杂，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比如尽可能地自己动手，他年轻时在英国就开始自己熨衣服、替自己理发，晚年还亲手下厨做他的不断调试的汤。他说：“作为人类，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在于我们能够改造世界——那是‘原子时代’的神话——还不如说是在于我们能够改造自我。” 当然，这对他本人也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一次，有位妇女来求他说服自己的孩子不要吃对身体有害的糖果，甘地只是轻轻对来人说：“请下周再来。”这位满心疑惑的母亲一周后带着她的孩子如约而至。甘地对这个孩子说“不要吃糖果了”，并和孩子嬉戏了一阵拥抱告别。临走时孩子的母亲忍不住问：“为什么上周您不说呢?”甘地回答：“上周我也在吃糖。”他坚持身体力行，最大限度地感染和带动了周围的人，令他们也同样赶快行动起来，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真谛，放弃那些有损于身心健康和灵魂尊严的东西。通过改变自己和改变他人，甘地成功地改变了他的祖国的地位，改变了贫苦的底层人民的境遇。 比这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居然改变了他的敌人。他赢得了许多英国人的支持，他们反过来也开始接受他的理念，包括决策的上层阶级和因遭到印度抵制而工厂关闭的失业工人。那些被派往印度工作的英高级官员在临行前不断被告知：小心这个人的魅力。 当然，最困难的正是这种身体力行。但如果我们自己永远也不去做，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小个子的甘地之所以拥有这样大的力量，在于他不以仇恨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世界，他用以解决对抗的办法不是另一种对抗。他运用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强权者的思路。他称之为“非暴力”。这个伟大的观念的基础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削弱他人的力量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削弱全民族的力量。” 在整体的意义上，自己的敌人和自己其实也同为一体。于生命根处的痛楚和联系可以使人放弃互相憎恨，放弃由于互相敌视而产生的互相恐惧。恐惧导致我们失去行为的力量，并且在失去真正的力量之后，失去自我控制(如运用暴力的方式。) 只有消除恐惧、建立完全的自信才能走向互相信任和深切的爱。“非暴力就是以爱报恨的能力，是面对最强烈的反对表现出的耐心和理解。”“只有当你觉得他人的幸福胜过自己的幸福，甚至他人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时，你才能说你心中有爱。除此之外一切只是交换、取舍。将这种爱延伸到恨自己的人身上是非暴力的极限。它拓宽了自我意识的界限。”“我们可以用手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们擦去眼泪。” 与人们印象中的理解不一样的是，“非暴力”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动和消极的态度。它是一种需要巨大勇气的积极力量。消除隔阂、将爱的力量加以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恨者有爱最为困难。”但比这更困难的是，这首先意味着战胜自己，战胜自己身上的种种偏见和嫉恨。“我的非暴力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成非暴力。懦夫却不然。”懦夫是一种远离自身的人，他患得患失，不能面对自身和找出自己的力量。他对自身和自身存在的“漏洞”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他被他自己所打败。 当甘地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第一次听到甘地表述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放印度时，他也大吃一惊。于是他走上前，直截了当地对甘地说：“甘地先生，您可能了解《圣经》和《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道，“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 甘地继续表述道：“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我们不断地为在暴力方面的发现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更多从未想过和看似不可能的发现将出现在非暴力方面。” 从甘地所取得的成果——1947年印度赶走了殖民者——来评价他的这番话，仍然有从结果来论是非之嫌。但尽可能地活在你所认定的真理之中，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带到自己的生活中来，至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有意义，对挽回自己存在的尊严和价值有意义，哪怕结果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