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严厉的自审者 与其说卡夫卡是一个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对自己进行严厉自审的实践者。他把世界的荒诞、人生的悲剧写下来，正视它，通过艺术来激发超越荒诞与悲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曾给予我们的警示：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作家，被世人公认的“头衔”仅仅是著名的小说家而已。然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在竞相探索他那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他的创作思想奥秘的同时，更乐意把他当做哲学家来对待。他被人们誉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这位身材瘦小的男人用他独有的方式思考人生、写作人生，他在黑暗中探索，渴望找到一条“生”路，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但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人生和那350多万字的作品，还有给世人的警示：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卡夫卡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卡夫卡“用生命写作”，他牺牲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健康、婚姻直至“一个男人所拥有的生之欢乐”，不倦地记叙着，表达着自己的洞见和感受，他像一位圣人把世间一切卑劣洞穿。他关心人，渴望能够获得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机会，他把他的整个写作生命都托付于描写人的本质这个孤立的主题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作家，却以他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对现实的剖析，以及他那独特的写作手法将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的原罪感揭露得一丝不挂，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去寻找出路，他好像那为人类偷取上帝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和真理甘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他把创作视为生命存在的形式和体验的过程，不带任何的私心。他被认为是一个“十足虔诚的宗教徒”，而这只不过是他忠于“生活自己的信仰”，他要求自己作出最后的努力，然而人生走到尽头，仍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他，在如何处理他的生前留下的作品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条件：“毁掉一切”。短短的四个字后，这个时代的“圣徒”带着他那奇怪的遗嘱凄切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马克斯•布罗德 人们经常可以碰到单独一人的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马路上，在花园草地上。假如有人陪伴他，丝毫也引不起他的兴奋。他愿意避免谈及自己，在别人讲话时，他则全神贯注。即使在疾病开始折磨他时，他仍然保持着微笑的面容。他的面部表情中有一种古埃及谜一样的东西。 ——鲁道夫•福克斯 卡夫卡懂得从一切事物中提炼其闪光的一面。就像是人们走到了阳光照耀的海边，海面上颤抖着成千上万发亮的小浪花——由于刺眼，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以寻找较弱的光线。 ——朵拉•格利特 弗朗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他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朗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着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丰裕的生活在弗朗茨的想像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不过他的父亲性情古怪暴躁，对孩子动辄打骂，“专横有如暴君”。在卡夫卡的记忆中，在一个寒冬的深夜，父亲由于卡夫卡的一个小错误而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罚他穿着睡衣到户外过夜。 卡夫卡曾这样评价他的父亲：“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10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呢?’……” 卡夫卡在1919年《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到：“最亲爱的父亲，您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您。同往常一样，我对您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您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一个36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着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给他的父亲。 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卡尔•费迪南特皇家德语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从来没有当律师的念头——他只不过利用这一年作为紧张的考试后的喘息机会，并通过这个喘息机会寻找一个有工资的职位。因为他同父母达成了默契：一旦有了自己的收入，他不会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钱包过日子。而他父亲对此并不理解，将他的这种举动视为最不像话的无理取闹。卡夫卡在日记中称“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卡夫卡认为，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作为挣钱的职业在他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的行为。挣钱的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从不发表看法，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缩，声称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他的这种观点给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职业选择也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卡夫卡和马克斯•布罗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马克斯•布罗德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而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却是一种高尚的迷误。 1908年7月，卡夫卡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在这个岗位上，弗朗茨受到上司的青睐。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许多尝试来分配时间，以使他自己酷爱的写作不受影响，然而没有成功。写作需要有很多时间使创作力将执笔者带入高涨的情绪，然而这短暂的下午总是使人想到明天将要在保险公司度过的荒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根本不能够进入状态;而马克斯•布罗德也开始过类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进入这个状态。于是恶劣的时期在他们俩面前展开了。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奇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的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件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 1912年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一年，1月份，他写了《生死不明的人》一书的头几章，此书后来题为《美国》。8月份，他与马克斯•布罗德住在一起时遇到了他后来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尔。9月22日到23日夜，他一气呵成写完了《审判》。11月和12月又写出了《变形记》。 卡夫卡在一夜之间写出了《审判》之后，用这几句话表达了他的欢乐心情：“充满极度的紧张和欢乐，我不知道故事情节如何才能展开，仿佛我是在摸索着水前进一样……如何描述每一件事情，对于每一件事情、对于那些最奇妙的幻想，如同有一团烈火在等待着它们……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样充分揭示肉体和灵魂的方式才能进行写作。” 卡夫卡一生订了三次婚，三次都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 内心的事情——走近卡夫卡 卡夫卡的一生，似乎并没有遭遇什么大起大落，家境优裕，天资聪颖，不管是在学业或工作方面，还是在情场或文坛上，他都算得上顺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然而，在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实是一个冲突、敏感、不够安分的内心世界;在他不动声色的双眸后面，掩藏着惊恐、无助甚至绝望。他说：“我的职位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惟一的要求和惟一的职业，即文学是相抵触的。由于我除了文学别无所求，别无所能，也别无所愿，所以我的职位永远不能把我抢夺过去，不过也许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这是一个艺术灵魂的喃喃低语。他同时被推到了两条战线上，既要与现实交锋，又要同艺术作战，不可回避的矛盾，一次次使他陷入茫然无助之中。他之所以忍气吞声地在现实俗务上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正是为了尽可能地营造一份适宜生存的现实环境，以便更好地亲近写作。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深爱，必须穿越另一件事情才能抵达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肯定充满了酸楚与无奈。卡夫卡是这样劝慰自己的：“无论什么人，只要你生活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理解了他笔下的“甲虫”，理解了他的内心的冲突和绝望。他一方面在扭曲个性的残酷现实生存条件下，不断捍卫着“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现实社会的一切，不管他怎样地挣扎，终究都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我在这样的句子中读出了彻骨的寒意。敏感脆弱的卡夫卡，孤单无助的卡夫卡，他是一个不肯轻易放过自己的人，他的所有努力，都在一步步将自己推向绝望的边缘。他曾经这样写到：“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社会像一堵牢不可摧的高墙，将他与希望、快乐隔开。他只能在内心的事情中 生活，在虚构的生活中寻求真实的慰藉。而对于那些现实事务，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借以抵达内心的不可或缺的载体。或者说，之所以会产生现实中的那些所谓尴尬和折磨，正是因为他对内心世界，对艺术品质的始终固守。他是属于艺术的。真正理解他，只能从艺术的角度切入，只能依靠感觉。一切企图从他的出身、家族、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性格特征、生活遭遇、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等等入手去寻求明确答案的尝试，都注定是徒劳的。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在卡夫卡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很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是懦弱的。我觉得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他直面“障碍”的勇气，恰恰是我们很多人所缺乏的。“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只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一个真正懦弱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坦然地把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与一次纯粹的个体事件相提并论的。或许在他看来，一场现实的战争并不一定会比一次内心的冲突更为重要。他所始终关注的，是自己某一时刻对某种情境的心理体验和认识，是人性中的最为真实的部分，正如克里玛所评价的那样，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一个柔弱的天才，面对他并不喜欢的生活，写作成为他活着的惟一的理由和生命的全部意义。为了写作，他牺牲了爱情、健康，甚至生命。他只活了41岁。九卷文集中，只有一卷是在他生前公开发表的。他的日记和书信长达3000多页，篇幅超过了他的创作。他太孤独了，没有人愿意听他倾诉，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听懂他的倾诉。他只有选择自语，选择日记和书信。他在渴望理解的同时又在拒绝理解，他在有意无意间把自己与世界划清了界限，即使不够决绝，但他至少去做了，并且始终都在竭力维护这种“界限”，用手中的笔，用心中的忧虑与恐惧。他的拒绝，实质上构成了另一种更为真实的介入;他以写作方式进行的抗争，最终还是将他带入了绝望的境地，一份平静的绝望的境地。 “如果一个人不能提供帮助，那就应该沉默。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他的失望来恶化病人的处境，所以我的涂鸦应该销毁。”这是他洞察生存真相后对自己发出的忠告，所以他在临终前要求将书稿付之一炬。可他的友人布罗德先生并没有按照卡夫卡的遗愿销毁书稿，反而将其整理出版。作为朋友，他违背了朋友的嘱托;然而，作为一个人，他尊重了另一个人的劳作以及更多人的“财富”，保存下一份个体与世界之间曾经的抗争。它抚慰了，并且将要继续抚慰那些后来的漫长岁月，以及在那些岁月中的不屈的灵魂。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卡夫卡都是真实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够幸运地体会到这种真实。一个不关心精神事务的人，是永远都不会抵达他的内心世界的。 …… 在一个物欲时代，很少有人去在意精神上的锤炼。卡夫卡及时提醒了我们。他在我们的心灵之上，说出了我们的困苦与无助。他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他只是毫不隐瞒地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说出了那些疼痛、忧虑与恐惧，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仅此而已，但这是何其珍贵的啊。时至今日，人们仍在为卡夫卡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争论不休。其实，卡夫卡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以及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并非是最为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他深远的影响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层次缘因。这是卡夫卡研究者的事情，也是每一个人——写作的，或不写作的人——的事情。 在一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在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疏远和冷漠的现实之中，卡夫卡的日益凸显绝非偶然，他告诉我们一些内心的事情，一些与痛苦和挣扎有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恰恰正在从我们的躯体和生活中一天天地剥离出去。在这种充满伤痛的剥离过程中，我在心底时常默念着卡夫卡的名字，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