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生命的伟大歌者

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的。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能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理和爱。

泰戈尔，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得成正果的契机，悲悯也是泰戈尔不辞艰苦的缘由。

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无边的想像和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忆起雕刻摩西像的米开朗基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像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形象;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起奥林匹亚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犯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月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条浩瀚的大河，来自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不息地流着。他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稻田，舒解我们的饥渴，濯清我们的污垢。他如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骄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圣雄甘地称泰戈尔为“伟大的哨兵”，这个称号是非常合适的。他正像一个哨兵那样，在道德凋敝的年代，守护着仁爱、欢乐、自由与和谐的伟大理想。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魂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冰 心

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地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

——徐志摩

泰戈尔是印度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P•G•尼赫鲁

1861年5月7日，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他是戴本德拉纳特最小的孩子。他父亲在许多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泰戈尔自己说：“我难得见到父亲，他经常外出，但是他的存在依然影响着整个家庭，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泰戈尔诞生在东方和西方精神文明交融的气氛中，并在那间喧闹的、永远挤满不断地唱歌，写诗，讨论神学、哲学和文学问题的人们的乔拉圣科的小屋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泰戈尔的教育开始得很早，他曾被送进各类学校。由于他在这些学校中毫无长进，17岁时他被送往伦敦。在那里他显示出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才华。1882年，泰戈尔出版了一本名为《夜之歌》的诗集，并获得了热烈的赞扬。他曾被贝金齐德拉赞为“文艺太空中初升的太阳”。对泰戈尔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哥哥乔蒂林德特，他的哥哥鼓励比他至少小12岁的弟弟像他那样去思考、去感觉。“我的哥哥乔蒂林德特，”泰戈尔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毫无限制地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感觉。”在哥哥乔蒂林德特的影响下，泰戈尔克服了自卑感和羞怯心理。

1890年，泰戈尔29岁，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作为一个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他已经颇具声望了。那一年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为著名月刊《萨德哈纳》的编辑。他在这段时间里密切接触了孟加拉人民，对这些村民了解之深刻，要不是他亲身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是永远达不到的。正如欧内斯特•里斯所指出的，“他接触了人民的真正生活，又完全从生活出发，写了许多表现人民日常生活的故事和寓言。”

1902年泰戈尔的妻子和二女儿丽努卡相继去世，这些以及继之而来的悲哀——他都以比一般人更顽强的毅力忍受了——并没能摧垮他的精神，甚至也没能抑制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动。这位和谐与欢乐的诗人似乎与死神和解了，他认为死正是生命之韵律的一部分。

1905年，他的父亲戴本德拉纳特逝世了。这一年，孟加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因为这一年发生了自治运动。这场运动是反对英国政府违背民族愿望分治孟加拉以削弱她的力量的企图;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场经济运动，它要振兴民族工业，以抵制英国和其他外国的产品。泰戈尔很快就成了自治运动的先锋战士。他在会上讲演，组织游行，还谱写了大量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这些歌曲传遍了整个孟加拉。但是，他与那些政治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最后不得不退隐到圣地尼克坦潜心于他的文学和教育研究。自治运动使他学得了一条简单而伟大的真理，即自治不是靠乞讨得来的恩惠，它是人民应得的权利。

1909年和1910年，泰戈尔创作了《暗室之王》和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关于这一期间的作品——特别是《吉檀迦利》，安德鲁兹说：“它标志了泰戈尔一生中伟大的转折。那时，诗人民族的渴望已经融汇在宇宙之中了。他曾试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善尽美地表现生活的丰富’。”之后泰戈尔又去了欧洲，在这次旅行中，这位孟加拉诗人开始被赞誉为具有宇宙思想的预言家。

《吉檀迦利》的出版引起了轰动，人们被诗中崇高的思想和华丽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1913年11月，当泰戈尔得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他十分高兴，但他又感到这一荣誉将成为使他永远不得安宁的根源。“我再也得不到片刻的宁静了。”他心里这么想。一群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来向他致敬。对这些崇拜者，他不无讽刺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不赞扬他，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因为西方承认了他，他们才开始赞美起他来。他说：“对于他们奉上的荣誉之杯可以吻一下，但里面的酒我是不会喝一口的。”

获奖而归的泰戈尔，已被公认为印度现代文学史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更喜欢回到圣地尼克坦，回到可爱的学生中去。由于西方的宣传和人们的误解，泰戈尔在不少人心目中成了一位神秘的诗哲：住在世外桃源般的林中茅庵里，用诗歌为神编织美丽的花环，独善其身。但是事实上，他总是一再中断自己平静的生活，用他强有力的声音支持一切正义事业。

泰戈尔是最早领会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主张的意义并予以支持的人。1913年，甘地尚未广为人知时泰戈尔就向他发出贺电，对他在南非进行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表示敬意。两年后甘地派弟子到圣地尼克坦学习，接着又亲自造访。

1920年以后，甘地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在若干问题上，甘地与泰戈尔意见相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泰戈尔对英国越来越丧失信心，他声明放弃英国政府授予他的爵士称号，以抗议其“分治”和屠杀政策。他还在各种场合力陈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极端必要性。

1919年，应罗曼•罗兰之邀，泰戈尔在《人类精神独立宣言》上签名，号召人们为消除偏见而斗争。在逝世前数月，他写下论文《文明的危机》，控诉“西方文明”：“我放眼四望，看见灿烂文化的一个支离破碎的遗迹……但我不会因此而去犯对人类失去信心的严重错误。正相反，我要向前看，在这场大乱之后去揭开历史新的一页。”

度过78个寒暑后，泰戈尔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战争和悲剧、社会的动荡不安，给他敏感的精神带来莫大的痛苦。1940年2月，圣雄甘地夫妇访问圣地尼克坦，与泰戈尔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1941年5月，全世界都向他祝贺80大寿，而这位伟大的歌手与哲人却已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工作。在上手术台前，他口授了最后一首诗。1941年8月7日午后，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宅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送葬队伍迤逦而行，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到送葬的行列。当火焰升腾之时，无边无际的人海突然被一种奇迹般的肃穆气氛所笼罩。

泰戈尔：生命的歌者

诗——特别是浪漫诗——被称之为亚当的想像力。这就是说，诗人能为我们再现亚当第一次注视周围世界的奇异的感觉。这样的诗歌观固然不能解释一切诗作的意义，但是用它来解释泰戈尔的诗歌却特别合适。

泰戈尔生活在19、20世纪那异常复杂的年代里，但是由于极其富于感情，他以孩子般的淳朴热爱着大地上的万物。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往往以朴实而充满惊异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中的简单、平凡的事物。这一定也是亚当洞察世界的特征。甚至人类生活中最琐碎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每天从睡梦中醒来——也被他赋予了新的意义。时光如箭矢般飞驰而过，在岁月的流逝中，数不尽的年代都失掉了它一切的负载，世界的征服者们也变成一个名字的影子。每天，在夜的黑暗中，当进入梦乡以后，每人都会有一段空虚的经历。因此当人们每天从夜的沉睡中醒来，领受着晨光的奉献，看到世界向他展开所有那充满不断更新的美的魅力的花瓣，这难道不是一种无穷的惊异吗?这种在生活中最平凡的事情和经历中萌发的对永恒和无限的发现，正是泰戈尔大部分诗歌的基调。它是建立在对古印度的信仰进行再创造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各种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他的想像力轻易地戳穿了事物的表象，表现了伴随着“创造那永恒的最初时刻”的欢乐和惊异。

正是这种精神，使泰戈尔把当一名诗人看成自己的使命。生命和爱情的惊异与美好“被我们日常的习俗遮蔽了”，而经常的接近又使我们忘记了在我们身边的美好其实是非常遥远的。泰戈尔的责任就是要撕去这一层亲近的帷幕，唤起情人们初次相见时的那种遥远感。我们不能忘记，在两个住在一起的人之间有着无限的遥距，而这种为生活增添甜蜜和美好的遥远，正是泰戈尔所带给我们的。

泰戈尔知道，诗歌珍惜生命中一切珍贵的东西，因为它是人格的表现，而人格则是人的性格中不贪图财富和虚荣的那一方面;帝王的荣华和财富是不能持久的，但是一个情人“在激情的瞬间投来的”眼波却能保持永久的魅力。泰戈尔公然声明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就是歌唱那些短暂的并显然是琐细的事物。他毫不踌躇地积蓄着美，或者收集着从前一夜的鲜花中掉落的花瓣;他并不想去寻求那些常常躲避追求者的埋藏于大地的财宝;相反，他倒愿意听任生活中的宝藏不受开采，听任未解的神秘不被揭示;他只要在春天繁华的日子里能歌唱瞬间没有意义的狂喜，抚弄路边的边跑边笑的美就足够了。他的诗与其说在于鲜明的形象，倒不如说在于他生活态度的新奇和大胆，在于他用以反对世俗的价值观并发现单纯的生活与漂浮在世界之流中的荣耀和欢乐的那种方式。

从他的诗中我们能够发现，幸福是在即时的琐事中，在泰戈尔称之为单纯的无物中得到的。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使我们顺利地和那将天空从头到尾打扫干净而不图任何私利的雨，以及那陶醉于自己芳香的潮湿的野茉莉花协调起来。

激发泰戈尔写下无数诗篇的巨大灵感，主要产生自他对自然广阔的信仰。这一点在他那些总是从与自然广大生命的联系上来看待人的生命的伟大诗篇中可以看到，在《飞鸟集》那

些悠然的诗句中也同样能看到。他所希冀的正是将自己融入大自然那更大的净化了的生命之中。泰戈尔以他的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区别于那些通过使其摆脱琐碎而崇拜自然之精神的诸如沃兹沃斯、雪莱和济慈等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正是在这种净化了的自然精神中，沃兹沃斯发现了责任的教义，雪莱发现了爱的思想，而济慈则发现了并非为死亡而诞生并且与真实相一致的那种美。假如有任何不纯洁的东西和自然混杂在一起，那些浪漫主义的诗人就会坦率地要求人们干脆把它抛开。但是泰戈尔却不是这样，他热爱整个大自然。自然对他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纯粹的美，而且还在于那些混杂在其中的琐细的事物。泰戈尔在他的一首最壮丽的诗篇中，赞美了那条与圣恒河及佩德麦河都没有联系的古巴伊河。那是一条狭窄的小河，它没有世家门第的荣耀;但是它的贫乏并没有使它羞愧，它主要的美德在于和人类生命的密切联系;它和市场上载满稻草的、懒洋洋的、微不足道的车声和拍，它随着那个每月领三卢比薪金、举着破伞的乡村教师的疲塌的步伐一道移动。

作为一个诗人，泰戈尔竭力探寻着隐藏在日常小事后面的潜在的意义。他指出，这些潜在意义只有在不计利害得失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无怪乎有人这样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的。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能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理和爱。